第二部分 风是自由的 1992—1995（第3/20页）

“你冷静点，帕斯卡。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爱德华，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肯定会被整死的。天主教民主党死到哪儿去了？直到一个月前那几个教士还像淡菜一样坚持着，和我们共同进退，和任何一个员工一样。然而现在呢？”

我父亲并不愿意回忆过去的一个细节：在巴里分行，普通员工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上级手里。甚至没有贿赂工会或者经理的机会，假如你的上级是个政治家，你将彻底留在巴里，成为巴里人。天主教民主党的政治家，更是如此。

所以在一九七四年春天，是我的外公，本名叫托尼诺·加尔朱洛，一个性格强悍的罗马涅肉食批发商，为了这个年轻的经济学学生，一个右眼失明的退休铁路工人和一个爱喝碱性水的家庭主妇的儿子，到处拉关系走后门。那时候银行刚刚公布了有二百一十一个职位可以竞争，他便用胳膊夹着整整五公斤的上好牛排来到了众议员的办公室。

整个简短会面的过程中，他都担心那袋肉会掉下来，他整个腋下都汗湿了。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外公非常真诚地交代了关于这个年轻人的情况：“这孩子的父母虽然还是法西斯分子，但是最近几次选举，他都投票给了自由党，毫无疑问他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自由党？安东，你带来的这个人究竟是谁？他碰巧还拥有一些地产？”

“很遗憾没有。这孩子只是有一些想法，是自由党的。”

众议员正要微露一丝笑意，却立马窘迫起来，显然是被那五公斤上好牛排吸引，“安东，你夹着的那是什么？你的衬衫上全是血！”

外公自己也瞅了一眼。理论上本应该是汗水的晕渍，现在却扩张成一大块微红的罗马涅牛排血渍。“这是里脊肉，我自己正好需要减肥，不能吃这些。”他不失风度地阿谀奉承道。没多久他便深深鞠了一躬从办公室里出去了，就在那时，众议员的秘书拿出一张纸，外公在上面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我父亲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天主教民主党死到哪儿去了？”帕斯夸雷重复道，“那几个教士都死到哪儿去了？”

肥皂匠的儿子像一头驴一样怪声叫着，我父亲思索着，在四十六岁这个年纪还操着难听的口音。然而他却说得有道理。迟迟没有开始的私有化进程，货币贬值，国债最多只有十年期，还有那荒诞的十亿暗箱操作，没有任何事情是在控制之中的。事实上，这次的贪污行贿事件真的很操蛋。

“他们将只会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或者克拉克西那帮人的。”

“这……如果那些政治家不管我们了，一切就都完了。”

“帕斯卡？”

“嗯？”

“小费。你忘记留小费了。”

帕斯夸雷有些不耐烦的样子，把手伸进他那件威尔士王子牌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两百里拉，猛拍在柜台上。服务员投来感激的目光，而我父亲则没有。

“我们应该投资多元化，”爱德华多说道，“我们的目光太狭隘了。”

他又按住那笔小费，思索着，心中充满悔意，如果这场流行病不及时停止的话，他将会损失多少。一次小费两百里拉，迟早倾家荡产。

11

当我父亲每天晚上看着电视新闻里关于这个国家末日场景的各种预测，脸色因恐惧而发绿的时候，我的生活里则突然出现了凯瑟琳。

她有着金黄色的长发，高额头，乳白色的皮肤，颧骨上的静脉隐约可见，那是一种不畏旁人目光的性感。她长长的指甲上涂着指甲油，高中里没有其他女孩子敢这样打扮。尽管所有人都觉得她很粗俗，但我觉得这很刺激。她直奔着留级而去，原地踏步已经有两年了，但她看起来并不感到担心。课堂上的作业和老师的提问她从不回避，她唯一的目标就是要使她的意大利语变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