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样的真实”和“二手的虚无” 与魏天真的对话之二（第4/7页）

答：你提到我早年的一些作品，其实我现在对它们有很多不满足。倒不是“悔其少作”，主要是觉得它们并没有跳出日常生活，就是没有能够“出乎其外”。只有“出乎其外”了，才能够与现实构成我对话关系。我的第二个不满足，就是我当时有些心慈手软，没有能够真正地直面虚无，然后刺穿它。第三个不满，就是我现在觉得，每一篇小说的背后，都应该有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小说能够部分揭示这个文化背景，通过人物、人物关系以及必要的修辞，使读者得以理解我们所身处的困境，以及是否有可能挣脱这样一种困境。现在看了，我以前的小说，做得不够。我想，与以前相比，我现在的小说具有了与现实保持对话关系的可能。

问：你对自己不光很清醒，还很严厉呢。过去没有的对话性，现在有了：把自己连同自己入乎其中的状态一起放在“回头看”的视野中，与过去、与自己的对话，也是与现时读者的对话。不过，我个人认为从您的“少作”到今天的大作，还是有很明显的一致性、连贯性的，比如反讽，不管是修辞意义上的，还是从写作的态度和立场上看。

答：连贯性肯定是有的。写作，也是一个寻找自我、认识自我的过程。起初写作者可能是被题材所吸引，是跟着故事走。但是，吸引他的为什么是这个故事，而不是另外一个故事呢？也就是说，其实写作者的主体还是有一个“核”，这个“核”决定了他对这个故事有感应，而对另外一个故事却没有回应，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写作者本人，在初学写作的时候，对此并没有充分的认知。随着写作经验日渐丰富，他才能逐步认识到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写，他会意识到自己的那个“核”，那个“主体之核”。这个时候，他才会去有意识地接触它，开发它，围绕着它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并想尽办法，尽可能使那个“主体之核”发生某种变化，并由此带来写作的变化，以应对世界的变化。这个过程，在外人看来，就会是一个连续性过程，而对写作者自己来说，它却是一个在连续性当中艰难地发生变化的过程，它就像奏鸣曲中的变奏。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连续性可以看成是“核”的外化形式。

不妨敞开一点来说。丹尼尔·贝尔，就是那个写《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社会学家，在谈论宗教的时候说，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不断地带回到生存的困境之中，而这个困境却是人道与友爱的基础。他的意思当然是说，只有意识到这个困境，才会有人道与友爱。接下来他说，连续性来自人对生活抱有的悲剧意识，而这种意识只有生活在有限和自由的刀锋上的人，才能够理解。将贝尔的话，拿来形容文学上的连续性，形容一个具体的写作者的连续性，我觉得还算有效。

当我说，我一直在寻找变化的时候，我是想说，我其实是在不断地接近那个“主体之核”，并想办法让它丰富，让它发生变化，以应对我感知到的世界的变化。我这么说了，您也就完全可以认为，直到今天，我还并不认识自己。

问：前一阵，我专门读了你2005年的几个短篇，先读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接着再读《狗熊》，还没有读完，就忍不住想这个小说可以加个名字叫《我们的爪子》。到了《林妹妹》，觉得应该叫《我们的那啥》了。客观地说，每一篇都使人震惊。但就我自己而言，要服从“研究”的宗旨，就要概括地、有高度或者深度地表述我的理解。想来想去，只找到“作家的正义感”一语可作解读的切入口。的确，我从你的这些作品中感觉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正义感”，可这应该是一贯的啊。并且“正义感”这个词好笼统，是否有点不符合实际？能否谈谈你写这些短篇的心境或者内心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