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常识”的怀疑

梁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彻底的虚无背后是否是一种简单化?是否是一种复杂的简单?这似乎与加缪的虚无哲学恰恰相悖。《西绪弗斯神话》最终展示的是虚无之爱,生存之意义,赋予了生命自足存在的意义。但是,《光和影》中,没有感觉到某种宽有,就哲学意义而言的,把人给钉死了。如结尾处关于章老师的叙述。当章老师颤巍巍的被两个高大的学生挟持着站在孙良面前时,你觉得非常恶毒。完全可以是更为复杂的存在,比如虚荣、权势、霸道,但也不乏想象和田园诗的虚构。现在的结尾,干净利索,恩断义绝,又锋利无比,但也封住了人性的所有出路。

李洱:再说一遍,至少在我看来,小说是一种否定的启示,是在否定中寻求肯定。或者进一步说,我几乎认为这是我的写作信条。在写作《花腔》之前,我确实没有塑造过所谓的正面人物,那种能够提示生活的方向感,能够直接地激发人们心中的健康力量的人物。重要的原因是,当我在写现实题材的作品的时候,我必须非常小心,我不能随意给出许诺。对于成年人来说,清醒地认识到真实的痛苦总比糊涂地相信虚假的幸福要好,因为认识到痛苦你才有可能改变现状。你可以看到,在现代主义作品当中,最后的幸福的许诺其实只是一种愿望。伯格曼的电影《呼喊和细雨》,结尾处有一个很温馨的场景,令人感动,三姐妹在花园里荡起秋千,诗意葱茏。可实际上,那是对已经消失了的一个生活片断的回忆,是过去而不是未来。柏格曼是非常清醒的。

梁鸿:前段时间,我看到你的一篇短文,是写库切的。

李洱:库切的小说就很能说明问题。你可以想一下,库切的人物和故事,如果出现在托尔斯泰笔下会是什么样子,出现在福克纳笔下会是什么样子。你闭上眼睛就能想出来的。在托尔斯泰和福克纳的小说中,人类的正面价值体现在哪呢?不是女佣就是傻子,不是受苦的妓女就是流汗的奴隶。当他们有这种寄托的时候,实际上,当然你可以认为我是胡扯。他们把那些人写成了原始人,一种没有受过文明侵蚀的人,或者是被压迫的苦力,靠身体吃饭的人。但是,我们不妨想一下,这种经验真的可靠吗?尽管你会被他们的艺术所感染,但我自己感觉,稍一追问,你立即会觉得疑点多多,难点重重。

梁鸿:库切的处理方式与此不同。

李洱:看库切的《彼德堡的大师》,不瞒你说,连我都感到了残酷。残酷在哪儿?残酷在于,库切要动刀了,对托尔斯泰的正面人物动刀喽。库切完全做了新的解释。比如,对书中的那个女孩子,要是叫托翁来写,不用问,肯定是正面的化身,光明的代表,美好未来的象征。但是库切却把这个小女孩处理成整个悲剧世界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库切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那一章起名为《毒药》。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库切的小说是我写的。你别笑,我是认真的,遇到好的小说,你会觉得那是你写的,因为你也想写那样的小说吗,你觉得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完成了你的梦想。所以读库切的小说,我觉得与我的感受非常非常相近。我能够感觉到库切的深思熟虑。当他这样去写虚无的时候,作家的态度是很积极的,他有勇气去穿透那种虚无。他敢于对所有公认的、所谓的不言自明的真理性的东西进行质疑和彻底的审视和辨析。由此,在他的不相信的背后,会产生一种更积极的效果。对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来说,没有常识,常识只是成为怀疑的对象的时候,意义才能产生,才能成立。

梁鸿:纳博科夫曾经对“常识”做过非常精彩的论述。在他看来,“常识根本是不道德的,因为人类的自然品性就像魔术仪式一样毫无理智可言,这种仪式早在远古的时期就存在着。从最坏处说,常识是一个正方形,但是生活里所有最重要的幻想和价值全都是美丽的圆形,圆得就像宇宙,或像孩子第一次看到马戏表演时睁大的眼睛。……谦和的先知、穴居的巫士、愤愤不平的艺术家、不守规章的小学生全分承着同样神圣的危险”。“神圣的危险”,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因为这种违背常识的大胆意味着作家要承担危险。库切在把写小女孩的这一章称为《毒药》的同时,也否定了小女孩身上所具有的原型性的隐喻系统,纯洁的、美好的,这是所有文明都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