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读了中国当代小说吗？ 关于《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回应和说明（第4/7页）

我尽量说得详细一点吧。第二天早上发生的一件小事，使我深深感到，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在德国的知识界已经广为人知，甚至连送我们的司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一个路口，一辆专门运送垃圾的车辆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而且堵了很长时间。德国朋友试图向我们解释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我已经知道了，“就是顾彬先生……”。我说的是中文，那三个德国朋友完全听不懂中文，但他们一听到了“顾彬”这两个字的发音，还没等到我把话说完，就大笑起来。当梁秉钧先生把我的话译成他们能够听懂的英文的时候，他们表示不需要翻译他们就已经听懂了。毫无疑问，经过顾彬先生多年持续不断的有效传播，“顾彬”与“中国（当代文学）”与“垃圾”这三个词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联合词组了，以至于你只要提到“顾彬”这个词，提到这个词的发音，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另外两个词，反之亦然，中德皆然。随后的一些交谈因为属于私人性质的，恕我不再提及。但其中的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我可以略为透露。车上的那两个德国朋友问我，顾彬在中国真的很有名吗？我开玩笑说，在中国，最有名的德国人有三个，他们是马克思、希特勒和顾彬。和上次一样，没等梁秉钧先生把我的话翻译过去，他们就已经大笑起来，因为他们能够听懂“马克思”和“希特勒”这两个名字的汉语发音。他们问第四个人是谁。我问他们打不打乒乓球，他们说打啊。我就开玩笑说，那第四个人就是波尔，乒乓球世界冠军。他们又是大笑。

当我在杜塞尔多夫再次见到顾彬的时候，我非常吃惊。他来得很早。我推断他从柏林出发的时候应该是在半夜——这种推断显然不属于对于人物动机的推断。如果考虑到他是从法兰克福赶到柏林，然后又从柏林赶到杜塞尔多夫的，你就可以知道他几乎一夜没睡。顾彬先生见到我，首先问我知不知道教堂里面的那个人是谁。我告诉他，我是知道的，那个人是耶稣。按照会议的安排，上午发言的人是来自瑞士和德国的汉学家，由他们对1985年以后的中国文学进行总体性的描述。他们描绘了一个中国的文学地形图——不是比喻，而是一幅真正的地图，通过投影可以显示到墙上的地图：北京有哪些作家，西藏有哪些作家，新疆有哪些作家，等等，极为详尽。我吃惊于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虽然其中也不乏误解，甚至会出现一些知识性错误。有偏差不要紧，有错误也不要紧，谁都可能会有偏差和错误，我们之所以坐在一起，就是为了减少偏见，就是为了纠正错误。只要我们能够出于公心，能够公平地讨论问题，错误和偏见都是可以得到修正的，友谊并不会受到影响。会议安排了提问环节，顾彬先生频频举手，要求提问和发言，以致主持人不得不提醒他注意发言的时间和发言的次数。所有提问的人，都会站在原地发言，但顾彬先生会主动走上前台，拿起麦克风发言。有一个细节我不妨随便提一下，那就是顾彬先生的第一句话，就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会议室里的桌椅板凳一阵乱响。顾彬先生拿起麦克风，大声地说了一句：讨论文学应该低调。这句话顾彬先生几乎是喊出来的。请想象一下顾彬先生这种关于“低调”的“高调”通过麦克风传送出来之后所造成的那种惊人效果。他照例又发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完全不值得一提的观点，很差；他照例又说出了莫言的小说、王安忆的小说、阎连科的小说、阿来的小说完全不值得一看的观点，很差；王蒙最好的小说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来的小说很差；他照例又说出了中国最好的小说家是钱钟书和张爱玲的观点，中国当代小说没有一部能够跟钱钟书和张爱玲的小说相比，很差；他照例又说出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很高，写出来就是世界文学，已经看不出来是由中国人所写的观点；他照例又说出了洪子诚先生所著的《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先生所著的《当代文学史》只是半部文学史，完全不能跟他自己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相比的观点；中国作家都是生活在体制内，完全不敢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如今顾彬先生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享受一级教授的待遇，并担任国内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我不知道顾彬先生是生活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顾彬先生极为频繁地在中德两国之间进行穿梭，而且大都由中国高校或研究机构埋单，那些高校和高校的学生以及研究机构，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随后，世界上最意想不到的一个观点终于通过顾彬先生之口说了出来，这是他的总结：中国当代作家写不出好的小说，是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出了问题，中国人的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奴性。他最后的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目瞪口呆。其余音绕梁，多日不绝。我还有必要指出，在说出这句话之前，他在前面先做了一个铺垫：反正今天不是在中国，所以我可以大声地说出这句话。顾彬先生立论之大胆，逻辑之混乱，结论之果断，确实让人目瞪口呆。坦率地说，我当时疑心他是不是喝醉了。但他对在不同的场所（在中国国内还是在中国之外）如何作出不同的发言的清醒判断，又提醒我他其实没有喝醉。我确实很难相信，这些话是从一个著名的汉学家嘴里说出来的，是从赵勇教授所说的这一个（我说的是“这一个”）“做事本来就严谨”的“德国汉学家”嘴里说出来的。刚才不是还在说钱钟书和张爱玲写得很好吗，难道钱钟书先生和张爱玲女士不是中国人，他们身上流淌的是另外一种文化基因？难道莫言先生和王安忆女士的文化基因完全一样，以致只能得出“很差”这样一个完全相同的结论？难道顾彬先生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了解比洪子诚先生和陈思和先生还要深入体贴和全面，以致只有他能够写出一部完整的文学史？洪子诚先生和陈思和先生的文化基因是不是也出了问题，以致只能写出半部文学史？对于后面这个问题，顾彬先生倒也作了解释。顾彬先生说，之所以说他们的文学史只是半部文学史，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史没有包括港澳台文学。我不知道洪子诚先生、陈思和先生是否在他们的文学史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但从正常的眼光看，这很可能更加说明了文学史家的严谨——对于自己不了解或者不是非常深入了解的文学现实，宁愿暂时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与其说是忽视，不如说是尊重。这里或许需要加个说明：我与洪子诚先生并不认识，我虽然认识陈思和先生，但我们之间并无任何私谊。因为梁秉钧先生是香港著名作家，所以我当场就向梁秉钧先生说明了我的这个看法。当时我与梁秉钧先生坐在后排，在顾彬先生发言的时候，前面的人纷纷回头观察我们的反应。我当然也在观察顾彬先生。我注意到，在说完这番话之后，顾彬先生的轻松和快乐是显而易见的，但伴随着他的轻松和快乐的，是下面的阵阵喧哗，来自别的汉学家们的喧哗，没有喧哗的人也都纷纷摇头，那些人当中包括顾彬先生的学生和他的同事。不止一个汉学家走过来对我说：你千万不要把顾彬先生的发言当真，你怎么能当真呢？我在顾彬先生发言之后，立即提出质疑了吗？没有。因为还没有轮到我说话，就已经有人站起来了。有一个女汉学家当场就站起来对顾彬先生说：顾彬先生，你的话讲得太绝对了，我们都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有的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开会的，因为我们觉得中国当代文学自有其意义和价值。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你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就把中国当代文学给全盘否定了。在此，我可以毫不掩饰地说，这句话所激起的阵阵掌声，在我听来是悦耳的。在随后的议程中，绝大多数汉学家的发言，都是建立在文本阅读之上的。一些年轻的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非常了解，他们甚至能对王安忆的最新小说《启蒙时代》、格非的《山河入梦》、王刚的《英格力士》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他们对阎连科、余华、何立伟、朱文、杨显惠的小说也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评价。你当然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言辞当中也有很尖锐的批评，但他们在表达这些尖锐的批评的同时，也敞开了足够的讨论空间。举例来说，翻译过阿来、苏童、毕飞字、徐则臣小说的年轻汉学家马海默，其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理解，至少在我看来就已经达到了让人惊讶的程度，虽然其中也不乏尖锐的批评，但他的批评确实能够发人深省。现在，读者已经大致可以理解我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议中心讲出那番话的用意了。我之所以呼吁人们注意倾听年轻的汉学家的意见，道理就在于此。其实哪里是听不得不同的批评意见啊，我反而是在呼吁，人们应该注意倾听更多的汉学家的意见，更多的不同的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