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读了中国当代小说吗？ 关于《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回应和说明（第2/7页）

需要插一句，出于澄清事实的必要，我已经与赵勇教授进行了电话沟通——赵勇教授在电话中表示，你可以写文章作出说明。在电话中，赵勇教授也顺便对文章中的一些字眼作出了解释，说那仅仅是一种修辞，他提醒我有些话是带有双引号的，比如“狠毒”。修辞与否，是否就取决于双引号的使用，我对此缺乏研究，这里姑且认为赵勇教授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在电话中，赵勇教授表示，他完全同意我的这样一种说法：根据当时的具体语境，我所说的“中国当代小说”，其实是指最近二十年的中国小说，而不是指1949年至今的中国文学。我在发言中说，在德国还有别的汉学家，而且有些年轻的汉学家非常优秀，在世界各地还有许多重要的汉学家，今天在座的就有很多优秀的汉学家，我们为什么不去听听别的汉学家的意见呢？我们的视野应该更广阔一点，就是听不同意见，也应该听听更多的不同意见，而不仅仅是顾彬先生一个人的意见。我不知道这段话是否被赵勇教授记录在案了。如果赵勇教授没有记录在案，那也不要紧，因为有录像、录音可以证明我是不是这样说的。

赵勇教授接下来写道：“顾彬果然说过李洱所讲述的那番话吗？他真的不读当代小说就信口开河吗？诸如此类的问题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请我的同事方维规教授与顾彬联系，求证李洱的说法是否属实。方教授转译我的邮件后，顾彬在两天之内断断续续发来五封邮件。方教授择其要者，翻译如下（他们之间用德语交流）。”接下来，是方维规教授翻译出来的经过赵勇教授摘录的话：“顾彬说：‘那次会议好像在Villigst。李洱和我在一块儿吃午饭，我们海阔天空地随便聊天。我觉得很有趣。但不能靠这推演出什么说法。’‘我当时的意思大概是：我在近三年主要在写中国戏剧史，因此当代文学念得较少，尽管如此我还是念了，或者念了关于当代文学的东西，亦即在我主编的两本杂志中发表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东西。’‘另外，我这些天正在香港教当代文学——中国的和德国的。我当然要念许多作品。说我不念当代文学，是胡扯。我有时念得多，有时念得少，就像喝二锅头一样，有时多，有时少。’”感谢赵勇教授和他的同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方维规教授提供的这个带有综述性质的邮件。遗憾的是，在他们提供的顾彬先生的邮件中，顾彬先生没有说明，他是怎么“念”的，“念”这个词是指在朗诵会上进行朗诵，在课堂上朗诵，还是指广泛的研究和阅读？另外一个遗憾是，顾彬先生的邮件是用德语写成的所以需要经过翻译，如果是用中文写成的，那我就可以连猜带蒙地懂得顾彬先生的意思了——所有收到过顾彬先生的中文信件的人，应该都会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我在电话中还向赵勇教授表达了我如下的遗憾：赵勇教授很注意向顾彬先生求证，却没有想起来向我求证，虽然这个事情同时涉及了我与顾彬先生两个人，虽然向我求证比向顾彬先生求证更为方便，比如，我和赵勇教授现在都在中国国内，甚至都住在北京，双方还有许多共同的朋友，甚至是非常好的朋友，彼此的交流不需要通过翻译就可以进行，不需要通过电子邮件就能沟通，更不需要通过多达五封邮件才能沟通完毕。关于为什么是“五封邮件”，赵勇教授在电话中特意解释说，这是因为顾彬先生喝酒了，顾彬先生需要在不喝酒的时候对酒后说过的话进行补充、纠正和说明。不过，尽管进行了多次补充、纠正和说明，顾彬先生的回忆跟我的记忆还是有很大出入。我对此当然能够理解。但是，现在请允许我说出自己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