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第4/5页）

她走得太快了。没有留意下脚处，她走进了路边的杂草丛。她几乎是跑着来到了比奇纳特公园。尽头便是公墓的黑人区。她走了进去。秀拉就埋在那里，跟李子、汉娜在一起，如今又加上了珍珠。梅德林的黑人并不在意婚后姓氏的改变，每一块墓碑上都只刻着一个姓氏，如同一再重复的咏唱般绵延不绝：匹斯1895－1921，匹斯 1890－1923，匹斯 1910－1940，匹斯 1892－1959。

它们并不是死者的姓氏。它们是词句。甚至不是词句。是希冀，是渴望。（匹斯英文为“Peace”，意为和平。）

这些年来她始终对伊娃心怀好感，她自信无人能像她一样分享伊娃孤苦伶仃、无人爱护的处境。归根结底，她是唯一真正理解伊娃拒绝参加秀拉葬礼的原因的人。别人以为他们知道，以为她不出席的理由和他们的一样——他们无法向一个给他们带来如此多痛苦的人表示敬意。奈尔去了，她相信伊娃的缺席并不是因为骄傲或报复，而仅仅是由于不愿见到自己的亲骨肉就这样被埋进一黄土，这是一种不让眼睛目睹内心无法承受的事实的决定。

然而现在，在伊娃这样对待她、指责她之后，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怀疑镇上的人是不是做错了。伊娃很恶毒。秀拉就这么说过。不过她没有充分的理由这么说。不管脑子糊不糊涂。上了年纪。不管是什么，伊娃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始终清楚。她不出席秀拉的葬礼和指责奈尔淹死了小鸡是出于恶意。正是这同样的恶意踏遍了整个“底部”，让他们将每个姿态都视为一种冒犯，将每个歪斜的微笑都视为一种威胁，因此，当秀拉死去后，几乎在每个人胸中迸裂的解脱的气泡也没能减轻他们的恶意，让他们来到霍吉斯先生的殡仪馆、在教堂里送上鲜花或是烤一块黄蛋糕。

她想起去看她的同一天，是内森打开了卧室的门并发现了尸体。他说他立刻就知道她已经死了，不是因为她睁着眼睛，而是因为她张着嘴。在他看来，她正在打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完成的夸张的哈欠。他马上跑到街对面去找茶壶的妈妈，听到这个消息后她发出了一声“嗬！”——就像火车要开动时列车员的叫声，只是更响—还跳了几步舞。没有一个女人在慌乱中丢下手中正在缝的被子向她家跑去，也没有一个女人扔下正在拧的湿衣服向她家跑去。连男人们得知后也只是“嗯”了一声。那一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过来。夜晚悄悄地让位给第二个白昼，秀拉的尸体仍然躺在伊娃的床上，双眼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张着嘴试图打完那个哈欠。人们对待秀拉的这种坚决态度实在很奇怪。因为就连镇上那个放荡不羁的妓女查娜死的时候（她的黑人儿子和白人儿子在听说她快咽气时说的是“她还没死啊”），大家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纷纷出来给这个堕落的姐妹送行。

最后还是奈尔打电话给医院，然后给停尸间，再给警察局，最后到来的是警察。于是白人接了手。他们开着警车前来，把尸体抬下台阶，走过四棵梨树，在所有人面前把她放进车里，就像当年对待汉娜那样。警察做笔录时，没有人提供任何信息。他们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查明死者的名字，因为电话里只说了木匠路七号的匹斯小姐。因此，他们离开时只带走了这些：一具尸体、一个名字和一行地址。白人不得不为她清洗、穿衣、打点一切直到下葬。这件事被办得漂漂亮亮，因为人们发现她有一份丰厚的死亡保险。奈尔去了殡仪馆，但钉好盖的棺材让她震惊不已，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回去了。

第二天，奈尔去参加葬礼，却发现她是在场唯一的黑人，她鼓起勇气去面对玫瑰和滑轮。只有在转身离开的时候，她才看到公墓门口围着一群黑人。他们没有进来的意思，也没穿参加葬礼的衣服，只是在那里等待着。直到那些白人——掘墓人，霍吉斯先生和太太以及给他们做助手的小儿子——离开以后，来自“底部”山上的黑人们才带着躲闪的心和麻木的眼睛走进来，在把他们同他们所知的最深重的仇恨隔开的拱起的土堆边唱起《我们聚集生命河边》。我们是否该聚集在生命河边？在那条美丽的，美丽的河边？这个问题凝聚起了十月的空气。或许秀拉就在那时回答了他们，因为恰在此刻下起了雨，女人们小跑着穿过草地，唯恐她们拉直的头发会被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