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

老人们和孩子们一起跳舞，年轻男孩和他们的姐妹一起跳，会对任何表达快乐的肢体语言（除非由上帝的手亲自指挥）皱眉的虔诚的女人们用脚打着节拍。有人（都说是新郎的父亲）把能装满一品脱大罐的甘蔗酒倒进了混合甜酒中，于是那些没有偷偷溜出后门去来一杯的男人，那些从来不让任何酒精度高于泻药的饮料进入她们血液的女人，全都有了醉意。一个小男孩站在维克多牌留声机旁转动着摇把，听着勃特·威廉姆斯的《给我留一点威士忌》的歌声，脸上绽放出微笑。

连海伦娜·赖特都在甘蔗酒里陶醉了。她一边摆手打发掉对把饮料溅上她的小地毯的抱歉，一边摇摇晃晃地走开，根本没注意倒在她的红色丝绒沙发扶手上的巧克力蛋糕。她用胸针别在左胸前的玫瑰花已经松开，头朝下挂在那里。当她丈夫提醒她注意几个把她的窗帘缠到身上的孩子时，她也只是笑着说：“噢，随他们去吧。”她不只是有点醉了，在几个星期的忙碌后也确实是疲倦了。她的独生女儿的婚礼——这是她这么多年来一切存在、思想和行为的顶点——引出了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拥有的精力和体力。她的房子需要彻底打扫，鸡需要拔毛，还得做蛋糕和馅饼。一连几个星期，她、她的朋友们和她的女儿一直忙着缝纫。现在她们准备的一切都用上了，只消用一点甘蔗酒，那一身紧绷的疲惫就会啪地崩断，早晨刚挂好的白窗帘也无所谓了。等这一天过去，她会有整整下半辈子的时间在这房子里忙来忙去，把弄坏的东西修整好。

在教堂里举行一个地道的婚礼，之后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酒会，这在“底部”居民的生活中是很少见的。花销大是一个原因，一般来说，大多数不讲究的新婚夫妇只是去一趟县政府，讲究的也只是请牧师来家里讲上几句。剩下的人觉得“住到一起”就算完事了。这种婚礼无须发请柬。形式毫无必要。客人们想来就来，有礼物就带，没有就不带。除了在山谷里大户人家帮过工的，这里的大部分人从没参加过大型婚礼，在他们的想象中，这种仪式和葬礼差不多，只是不必在结束后步行很久到郊外的比奇纳特公墓去。

这次的婚礼所具有的特别的吸引力来自新郎，他是一位备爱人们喜爱的英俊青年——芒特宰恩男声四重唱中的男高音，在女孩们中间很抢手，在小伙子们中口碑也不错。他名叫裘德·格林，在经常来参加礼拜、听他唱歌的八九个姑娘里，他选中了奈尔·赖特。

他其实不是真的想结婚。他那时刚刚二十岁，虽说在梅德林酒店当侍者的工作对他的父母和七个兄弟姐妹来说已经足够值得庆幸，但还是不够养活一个老婆。他第一次提起这件事，是在城里要修一条新柏油路的消息传出那天。这条路会弯曲着穿过梅德林镇直抵河边，那里会建起一座大桥，把梅德林与对岸的船工码头镇连接起来。战争已经结束，这里仍保持着战时的虚假繁荣。在一片兴高采烈的气氛中，在渴求更多的欲望驱策下，建设委员会预见到了跨河商贸蓬勃发展的前景。对河对面的城镇来说，只靠一条摆渡船来接送梅德林的生意人是不够的。新河路上的工程早已开始（市里总想给这条路改个响亮的名字，但就算十年之后建桥的设想为隧道所取代时，它仍然叫作新河路）。

裘德和几个黑人小伙子结伴来到雇人的小屋。三个上年纪的黑人已经被雇用了，不过他们并不是去修路的，而是去干些收拾整理、送饭端菜的杂活。几个老头几乎没力气了，也干不成别的什么活计，大家都为他们被雇用而高兴；但看到那些白人和这几位老爷爷言谈甚欢，却避开有力气把马路翻个儿的黑人小伙子，还是让人感到不快。像裘德这样的人才真的能干活儿。而且他比谁都更想被雇用，不光是因为工钱多，更是因为工作本身。他想抡起铁镐，跪下定准绳，或是用铁锹铲沙石。他想让双臂因为比托盘更沉的家伙而酸痛，想干点比削水果更脏的活计；他想穿笨重的工作靴，而不是酒店所要求的薄底黑皮鞋。而最重要的是，他渴望筑路工之间的情谊：大桶装的午饭，劳动的号子，还有身体的运动最终造就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他可以指给别人看的东西。他可以说：“这条路是我修的。”比起一天将尽时在餐厅里靠数脏盘子、称泔水桶来评定工作，在太阳下山时收工要带劲得多。“那条路是我修的。”人们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会踏着他的汗水来去。也许修路的大锤会砸上他的脚，当人们问起他是怎么瘸的，他就可以说：“修那条新路时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