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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来试一试，”路易斯说，“在我们站起身来以前，在我们去喝茶以前，尽力用此时此刻来做一次最大的努力。这是可以行得通的。我们正在分手；有的人去喝茶；有的人去捕鱼；我去把我的作文交给巴克先生看。这总是可以行得通的。经历了不和，经历了怨恨（我蔑视卖弄想象力的人——我厌恶珀西瓦尔那种高涨的热情），我的破碎的心经由某种突然的省悟重新组合成了一体。我要让这些树，这些云朵，来证明我完全心情安定了。我，路易斯，我，这个将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七十年的人，生来就是身心健全的，超越了仇恨，超越了不和。这儿，在这片圆形的草地上，我们曾经在某种内在强制力的巨大驱使下围坐在一起。树枝摇曳，浮云飘荡。这些独白应当被众人分担的时刻终于迫近。我们不能老是只发出一种声音，就像敲锣打鼓似的，敲了一下又一下。孩子们，咱们的生活一直就像是敲锣打鼓似的；吵吵嚷嚷和大吹大擂；为灰心丧气而哭泣垂泪；在花园里往后脖颈上吹热气。

“现在草和树，在蓝天里吹出空荡荡的间隙又使之重合、吹动树叶又使之恢复原状的漂游的空气，还有我们在这儿双手抱膝地围坐成一圈，都在暗示着另外某种不同的、更好的、能够永远体现一种理性的生活秩序。这是我在一刹那之间所领悟的，而且我将在今天晚上把它用语言表达出来，把它熔铸成一个铁质的圆环，虽然珀西瓦尔在一群小喽啰的俯首帖耳的追随下，践踏着草地，跌跌撞撞地走开之时，把这个秩序给破坏了。然而我所需要的正是珀西瓦尔；因为正是他启迪了这番诗意。”

“已经多少月，多少年了？”苏珊说，“不管是在冬天阴郁的日子，还是在春天寒冷的日子，我一直在不停歇地跑上这座楼梯。现在时令已是仲夏。我们上楼去换上白色上衣准备打网球——珍妮和我，还有罗达随后也一起去。当我登上楼梯的时候我数着每一级台阶，把每一级台阶当作某种已经完结的事情。同样地每天晚上我从日历上撕下已经过去的一天，并将它死死地揉成一团。我怀着报复的心情做着这些，当时，贝蒂和克拉拉正跪在那儿做祷告。我不做祷告。我对日子进行报复。我把我的怨恨发泄在它的象征物上。你现在死啦，我说，上学的一天，可憎的一天。它们已经消灭了六月份的所有日子——今天是二十五日——阳光明媚并且有条不紊，打铃，上课，遵照指令洗浴，换衣，做作业，进餐，井井有条。我们听自中国归来的传教士们的演讲。我们驾着四轮大马车沿着柏油路开进，到礼堂里去参加音乐会。我们参观美术展览馆，欣赏绘画作品。

“在家里，干草正在牧草地上飘飞。我父亲靠在栅栏上，抽着烟。房子里每当夏日的风吹过空荡的过道，屋门就会一扇接着一扇地砰砰关阖。也许某一幅年代久远的名画正在墙上摇晃呢。一枚花瓣从插在瓶里的玫瑰枝上坠落。农庄上的马车在矮树丛篱墙上蹭下一束束干草。每当我从楼梯平台上的那面镜子前经过时，珍妮走在前面，罗达慢吞吞地走在后面，我就会看见所有这一切，我总是看见。珍妮总是跳舞。珍妮老是在大厅里的难看的彩砖上面跳舞；她经常在草场上翻筋斗；她还经常不顾禁令采摘一些花儿，把花儿插在她的耳朵后面，致使珀瑞小姐乌黑的眼睛里溢满赞慕的神色，是对珍妮的赞慕，不是对我。珀瑞小姐喜欢珍妮；而我也可能曾经喜欢过她，但现在谁也不喜欢了，除了我的父亲，还有我那关在笼子里留在家中让小男佣照管的鸽子和松鼠。”

“我恨楼梯拐弯处的那面小镜子，”珍妮说，“它只能照见我们的头部；它把我们的头给切了下来。再说我的嘴长得太阔，而我的眼睛又靠得太近，当我笑的时候，我的牙床露得太多。苏珊的脑袋把我的脑袋比了下去，用它那凶恶的面孔，还有它那草绿色的眼睛——据伯纳德说，诗人就喜欢这样的眼睛，因为它们能适应做密实的白线针脚；甚至连罗达的痴呆愚蠢的面孔也是完美的，就像那些她习惯放到盆子里漂荡的白色花瓣。所以我总是越过她们匆匆地跑上楼梯，跑到下一个楼梯拐角的地方，那儿挂着一面长方形的镜子，我可以看见我的全身。我现在可以看见我的身子和头部连成了一个整体；因为即使穿着这件哔叽呢外衣，它们也是一个整体，我的身子和我的头部。瞧，当我摇我的头时，我的纤细的身子就从上到下摆动起来；就连我的瘦腿也会像风中的一株花茎开始颤动。我在苏珊的强硬面孔和罗达的痴呆相之间忽隐忽现；我像从大地的裂缝中迸出来的一股火焰一样跳跃；我摇摆；我舞蹈；我从未停止过摇摆和舞蹈。我就像曾经在灌木树篱中如同一个小孩一样晃动的那片树叶那样晃动不已，那片树叶曾经吓了我一跳。我就像炉火光在绕着茶壶跳跃一样，在这些围着黄色壁脚板的、斑驳陆离、杂乱无章的涂了胶画颜料的墙壁上跳舞。我甚至从女人们冷漠的眼神中捕捉到热情的光焰。在我读书的时候，一道紫色的光晕就会绕着课本的黑色页边蔓延。然而我却没法通过那些字词的变化对它们有所理解。我没法理解从古到今的任何思想。我不会像苏珊那样迷惘地站在那里，眼中噙着泪水想着家，或是像罗达那样，胡乱躺倒在羊齿草丛中，梦想着海底茂盛的花草，和鱼儿缓缓游行其中的礁石，而同时却把我那粉色的棉衣染成绿色。我从不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