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大概是2012年年初，我拿到台北市的一笔资助，开始准备一个叫做《融城记》的故事（发表和出版时更名为《天吾手记》）。我写作较晚，二十七岁才写了自己第一部像小说的小说，觉得有意思，二十八岁又写了一个。当时我在银行工作，不用穿西装，不过衬衫不宜太皱，这和我的性格颇不符，不过从没动过辞职的念头，因为从我记事起，做的事情与自己性格完全相符的并不多，于是也不太愿意深究自己的性格为何，这似乎并不重要，尤其对于生存来说。不过在二十七岁那年的年中，因为写了一篇小说，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性格，原来如此，经常在写作的时候冒出这种念头。二十八岁写的第二个小说便从自己的童年写起，前所未有地关注自己，并没构思，就是一路写下来，费了不少功夫。但是并没有感到特别吃力，因为自己嘛，总是有可说的东西，人对自己的兴趣不需要太多的构思。这个叫做《融城记》的故事却是先有了一个梗概，一个隐约的主题，一个叫做台北的城市，才写起。不光是资助的限制，主要是自己想试试新的方法。准备的过程较长，之前之后的小说从没有这么准备过。2012年8月我辞掉工作，我在台湾的两个朋友专程飞来沈阳，在我这里住了四十天，每天在我家楼下的星巴克给我讲故事，我用一个红色大本记录，晚上整理冥想，第二天再讲再记。动笔写时已经入冬，我搬进新房子，空空荡荡，钱都交了首付，没有家具，唯一可用的是前房主留下一张修长的铁桌子，布满锈斑。我和我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就在这铁桌子上工作。因为长，所以互不干扰，可是冷，那年的供暖不好，可能是地热堵了，当时并不知道，就硬挺着写下去，穿着大衣，不停地喝热水。写了三个月写完，中途有几次梗概无法执行，思路像地热一样堵塞，就带上帽子手套出去看下棋。离我家不远，有一个修车摊子，中间一个铁炉，燃着柴火，几个老人围在那下象棋。他们和我一样，拥有的东西不多，时间，炉火，棋盘。这三个月中其中一个老人死了，他用的茶杯在他死前送给了另一个老人，还有一个老人突然暴瘦下去，以为他也要死了，结果过了两天又再出现，脸上多了几块老年斑，思维还像过去一样灵活，也还像过去一样总爱悔棋，蛮不讲理。有时在那站着，雪落棋盘，脚渐渐失去知觉，想到了一个点子，就走回家记下，晚上写出来。

这个故事不太完美，主要是不太圆融，有点拧巴。当时迷恋村上春树，追求趣味，有时过头，有点轻浮。但是现在回头读，有些段落会令自己发笑，那是一种刚刚写作，对一切文字的安排都感到好奇的时候，竟也写出了一些现在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局部。我去过两次台北，都是领奖，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主要是认识了一些朋友。阅读这个小说的时候，他们的面庞就会浮现，因为就认识那么几个台湾人，所有台湾人物都是从他们身上的某几个部分凑出来的，在文字里定格，成为一种奇异的形象，永远不能磨灭，不容遗忘。我的妻子在当时还不是我的妻子，可是倾其全力坐在我旁边，陪我挨冻，终于冻在了一起，开化的时节也无法分开，我把她的一些微小的细节也写了进去，经过了我的变形和隐匿，几乎无法确认，不过我自己还是知道。所以这是一部跟朋友和爱人有关的小说，从这点说，我对它的感情十分特殊，就像是在最寒冷的冬日我在驿站升起一炉火，几人围炉而坐，烤着地瓜聊着闲话，心里又都知道，明早还要远行。

感谢李喻婷小姐和邱少辰先生（当时他们是类似于情侣的好友，现在婚期已近）对我的帮助，感谢台北市文化局对我的信任，也感谢那几个不怕冷的老人，我敬佩他们度过每一天的方式。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乡每年准时提供的寒冷本身，因为这寒冷使我更加坚定地去靠近某种温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