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27

我独自坐在博德鲁姆一条小街的平价旅馆内，写下我临终的遗嘱。遗嘱中必须决定一批宝贵画作的去处—这批收藏品，会是大部分美术馆馆长愿意舍命以求的。

整批收藏至今仍原封不动。虽然我已经在那个安静的茶叶仓库里度过许多时光—流连在一架架高耸的画作间，拉出那些数十年没人见过的杰作欣赏—但我从来没有卖掉任何一件。这些作品是比尔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对它们以及其中所代表的财富，我的感觉还不够真实，实在还没办法应付。

但是，很奇怪的是，现在我要在临死前处理这批收藏，却并不为难。我想，答案在我心底已经酝酿了好几个小时，甚至更久了。

我在遗嘱中写道，我希望让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挑选一百幅画作，条件是要放在常态展示区。我还交代，多年前我和比尔到斯特拉斯堡所取得的那沓罗森博格的早期素描，也要捐给现代艺术博物馆。然后我描述在纳茨维勒死亡集中营所看到的那张照片：一名农妇带着子女走向毒气室—这张照片多年来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同时请求博物馆去取得这张照片的复制品。

我在遗嘱里说，剩下的画作，以及储藏的仓库，就全部卖掉，收入捐赠给专门收容罗姆人（或一般通称吉普赛人）孤儿的“威廉·莫道克之家”。

接下来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在遗嘱的结尾，我说，在陈列那一百件画作的展览厅入口，我希望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做一个小展示，展示内容包括罗森博格的那批素描，死亡集中营的那张照片，以及这段致敬辞：“献给纽约人民，以纪念比尔……”

我呆坐不动了好久，然后放下笔。接下来我不确定还要说什么，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字句向比尔的回忆致敬。我想到多年前我们开车驶过佛日山脉的松树林，想起毒气室里潜伏的邪恶，我再度感觉到自己主动牵住他的手时，所感受到的他的力量，我看到他低下头望着我时双眼中的快乐，忽然间，我知道说什么对他意义最为重大了：“献给纽约人民，以纪念比尔·莫道克—他钟爱的儿子斯科特遗赠。”

最后我指定公园大道的律师芬拔·汉若亨，以及美国总统詹姆斯·鲍瑟哲·葛洛弗纳担任我的遗嘱执行人。我想，如果我要为我的国家而死，那么至少总统可以帮我做到这件事。

我打电话给楼下柜台，听到那个年轻的当班经理睡意蒙胧的声音，然后我请他来我的房间。我没让他看到文件的内容，只让他见证我签字，然后我把遗嘱装进信封里封好，在上头写了芬拔的地址。

我把这个信封又装进另一个信封，在上头写上班的名字，外加一小段话：“如果我死了，等你回到纽约时，请将里面这封信亲手送到。”

我把这封信塞进布瑞德利黑暗房间的门底下，回到我自己房间。我锁上门，脱掉鞋子，和衣躺在床上。在黑夜的静默中，一首老诗中的两句忽然浮现脑海，虽然诗名和作者我都不记得了：

我睡觉时，梦到人生一片美满，

我醒来时，发现人生尽是承担。

人生是承担。就像要去作战的军人，我想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战斗。老实说，我并不指望成功或荣耀，只期盼自己能表现得高尚而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