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07（第2/3页）

“大约五年前，有个低阶外勤探员访问过一个沙特阿拉伯的人道救援人员，这位救援人员有天送食物和医疗用品到加沙走廊。正在一间破烂的医院里面卸货时，听说当天傍晚，在以色列所发动的一场导弹攻击之后，有一名男子被送进了这家医院。

“这位救援人员卸货完毕之后，就去探望那位受伤的男子，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这男子被炮弹碎片击中脊椎附近，不时陷入谵妄状态，那位救援人员就陪在旁边，守着他一整夜。”

主任暂停一下，看着那份文件上所叙述的文字。“看起来，那位受伤男子是个医生，而且在半陷入谵妄状态期间时，他提到自己曾是麦纳麦那座清真寺的成员。所以这份报告才会归入这箱档案。

“每个人都以为他是巴林人。但他不可能是，因为后来，他又陷入谵妄状态时，他说他父亲是被公开斩首的—”

我赶紧往前坐，差点掉下椅子。“巴林不会公开斩首的。”我说。

“一点也没错，只有一个国家会。”

“沙特阿拉伯。”我回答。

“没错。显然导弹攻击时，这名男子正好跟他的巴勒斯坦妻子和小孩在这辆汽车上—他们是目标，或只是不幸被连累？没有人知道。

“他的妻子死了，但不是立即死亡。在他的胡言乱语中，他说他抱着她，她要他在上天面前，承诺他会保护他们的孩子。那个小男孩只受了点轻伤—”

“赞美归于上天。”大家纷纷用阿拉伯语说。

“但是那个母亲知道，”主任继续说，“对他们的儿子来说，这个悲剧是双重巨大，因为他不单失去了母亲，而且他还有—”

“唐氏综合征。”我忽然很确定地说。

“你怎么知道？”

“绝对是他—纳苏里，”我说，站了起来，紧张得已经坐不住了，“那是他儿子—我认识那个男孩。结果医院把那孩子送到哪里—孤儿院吗？”

“没错。”

“阿克萨烈士旅办的孤儿院—我看过捐款收据。”至少我明白，为什么蕾拉·库马利没把钱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了。

“还有什么？”我问，大概有点不太礼貌，但眼前接连都是好消息，所以没有人注意。

“那个死掉的女人名叫阿米娜·艾巴迪，至少这是她使用的名字：很多巴勒斯坦激进分子都会使用很多化名。我们也查了她，但是什么都查不到。”

“好，那他呢—那个医生？”我问，声音因为紧绷而沙哑，“那个救援人员有听到当时他用的名字吗？”

“这件事很奇怪，那个医生当时伤得很重，但是等到那个救援人员第二天晚上再去看他，他已经自行出院了。大概是担心自己神志不清时可能说了些什么—”

“他的名字？他有听到名字吗？”

“没有。”

我瞪着那主任。“什么都没有？！没别的了？”

他点点头。“我们已经全都查过。原始报告里没有进一步追踪。当时好像觉得这并不重要—”

“到现在才发现很重要。”我恨恨地说，往后仰起头，试图呼吸。这个消息仿佛吸干了地下室里的空气和精力。那个主任和所有探员都看着我，但我试图思考。

我比任何间谍都了解扎卡里亚·纳苏里。我知道他生长于吉达，知道他曾痛苦地站在他父亲被斩首的广场上，知道他母亲带着他搬到巴林定居。我知道他在麦纳麦加入了哪个清真寺，也知道他的教友们安排他去阿富汗和苏联人打仗。到战争末期，他买了一份死亡证明，还设法弄到了一本新护照，回到阿拉伯世界，消失无踪。他曾研读医学，毕业后成为医生，认识一个有时使用阿米娜·艾巴迪这个名字的女人，后来娶了她。他们一起在没有证件也没有法律的加沙难民营工作：如果人间有地狱，就会是那里了。现在我知道，这对夫妇带着年幼的儿子旅行时，被一颗以色列的导弹击中，母亲死亡，父亲受伤。小男孩被送到一所孤儿院，那名医生一定是拜托他妹妹蕾拉伸出援手去救他。然后他充满恨意，没有了家人的牵绊与责任，就利用他身为医生的知识，又加上充斥网络的大量信息，开始合成天花病毒。他回到阿富汗测试病毒，我们窃听到他讲电话，担心他深爱的儿子，那是亡妻留给他的唯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