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72

我沿着游艇码头行走，虽然脚酸又饥饿，却焦虑得无法进食或休息。自从我把电池放回手机里、离开库马利的办公室，到现在已经三小时了，一路走过了海滩、旧城区，现在来到了滨水区。

我两度要打电话给布瑞德利，查问DNA检验的结果，但都及时阻止了自己。之前我已经打电话跟他强调过这件事有多紧急，而且我知道他和“低语死神”会安排尽快进行，等他一知道结果就会打电话给我。但尽管知道，却没有让等待更容易。快点，我不断告诉自己。快点吧。

我正走过几个海鲜摊，前面是一些喧闹的港边酒吧，此时电话响了起来。我根本没看来电者显示就接了电话。“班？”我说。

“有结果了，”他说，“还没有细节，只是接到电话讲了摘要，但我想你会希望尽快知道。”

“说吧。”我回答，设法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些。

“那个小家伙绝对不是那个女人的儿子。”

我的反应是呼出一口气—之前我紧张得根本不晓得自己憋着气。那为什么库马利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抚养？我问自己。

“不过这两个人是近亲，”布瑞德利继续说。“有99.8%的概率，她是男孩的姑姑。”

“姑姑？”我说，然后又自言自语说了一次。他的姑姑？

“是的，小孩的父亲是女人的兄弟。”

那么，我心想，蕾拉·库马利是帮她哥哥抚养儿子。我感觉到一阵兴奋的大浪—忽然觉得一切都清楚了，但我什么都没说。

“目前我只能告诉你这些。”布瑞德利说。

“好吧。”我冷静地说，挂了电话。

我站着不动，把酒吧里面酒客的喧哗声隔绝在外。蕾拉·库马利的哥哥有个儿子，由她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而且完全对外保密。

再一次，我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要对这种事情撒谎？照顾你的侄子有什么好丢脸的？

我想到那天早上我去那个小公园找她时，她看到我出现所露出的愤怒，还有她抱起小男孩那种鬼鬼祟祟的感觉。我还记得当时以为自己撞见了一个秘密。那并不寻常，一切都说不通。

当然了，除非小男孩的父亲是个亡命之徒—比方说，一场秘密战争里的军人。他总是在移动，这样的人，或许就会把儿子交给妹妹抚养。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一个美国调查人员出现，发现了那个男孩的存在时，蕾拉·纳苏里·库马利就会很警戒。

但小家伙的母亲呢？她人在哪里？大概是死了—被炸死或射杀。

我找到一张长椅，坐下来瞪着地上。过了好久，我才抬起头，从那一刻开始，我有一种到达分水岭的莫大感觉，不再相信蕾拉·纳苏里·库马利是在对着一个恐怖分子讲电话。我相信她是在跟她哥哥讲电话。

我终于想通了—我明白一个阿拉伯狂热分子和一个温和的土耳其警察之间的真正关联。他们不会讨论一个致命计划的手段或天花的死亡率。我们以前假设他们都是恐怖分子，但真相要远远更人性得多：他们只是家人。

没错，她大概知道他是亡命之徒，但我不认为她知道他所涉入的攻击行动有多么严重。在她心中，他大概也是其中一个普通的狂热分子。没有证据显示她知道他在策划一个大规模谋杀的行动，或甚至知道他在兴都库什山。

我开始快步行走，穿过一群群度假人潮，躲开车子，走向旅馆。可是那两通电话呢？在那个关键时刻，为什么撒拉森要冒着毁掉一切的危险，打电话给她呢？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发现一切都很清楚了。在库马利家卧室的档案柜里，我看到过当地医院的账单，上头显示小家伙曾因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而住院。我不记得他入院的确切日期，但我不必记得—我很确定日期符合蕾拉·库马利和她哥哥通电话的那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