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35

我们唱歌。麦克和我唱了《午夜逃亡》和所有三角洲蓝调的经典老歌，同时在愈来愈深的黑夜中往南疾驰。我沿着之前只走过一次的道路，生怕自己会重蹈在崖顶犯错的覆辙，漏掉一个转弯或走错一条岔路，最后害他送命。

我们唱歌是为了防止麦克失去意识，我们唱歌是要嘲弄坐在车上看不见的死神，我们唱歌是为了表明我们还活着，而且我们热爱生命，车上的任何人都别想轻易夺走这条命。然后开始下雨了。

我们一路往南开，迅速深入一个愈来愈偏僻的地带，四下只有小农场零星的灯光，标示出土地的尽头和海洋的起始。最后我终于看到我要找的那个高速公路出口，赶忙转下去，然后经过一段漫长的下坡，朝一个孤立的渔村驶去。我们绕过一个岬角的顶点时，雨势正大，同时看到海岸上一丛聚集的灯光。我来到这个村子，找到一条狭窄的街道，看起来很熟悉。

麦克陷入半昏迷状态，我的外套已经被他的鲜血湿透。我一手开车，不断试着要他保持清醒，千万别放弃。

我好希望自己没有开错路，同时弯过一个转角，看到一个公共喷水池环绕着枯萎的花朵，还有个旧水桶绑在绳子上，这才确定自己快到了。我停在黑暗中，从钥匙圈上找到迷你手电筒，照向那栋屋子的前栅门—我可不想扛着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去敲错门。

手电筒的光束照出栅门上一个黄铜名牌。黯淡又褪色，用英语写了屋主的姓名，还有他悉尼大学的外科医学学位—在这种偏僻的渔村执业，对素负盛名的悉尼大学大概并不是个太好的宣传。

我打开乘客座的门，把麦克扛到肩膀上，踢开了栅门，走向那栋破旧小屋的前门。还没走到，门就打开了，原来是医生听到屋外有车子停下，于是出来察看。他站在门内往外瞧，那张脸皱得像是没有铺的床，宽松的短裤之下露出细长的双腿，T恤褪色严重，上头印的脱衣酒吧大概几年前就掉了。他年纪四十出头，但因为喜欢喝酒，如果能活到五十岁都算是奇迹了。我不晓得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但因为栅门上的那块名牌，这一带的土耳其人都说他是悉尼医生，他似乎也完全接受。

我是在一个星期前认识他的，当时指挥官安排好之后，就派我前去探路。我跟他说我是个导游，要带一团美国人来这一带游玩，怕万一可能有紧急状况，需要他的协助。我想他一个字都不信，但根据各方说法，他不太喜欢土耳其当局，而且我们预付的一大笔现金也促使他不要问任何问题。

“你好，雅各布先生，”他说。雅各布是我当时在土耳其所使用的姓。他看着我扛在肩上的麦克，以及绑在麦克腰部那件被鲜血湿透的外套。“你们的旅游行程一定很辛苦，提醒我可别去玩。”以我的经验，大部分澳大利亚人都不会轻易被吓倒，这一点让我庆幸不已。

我们一起把麦克搬进厨房，尽管那位医生呼出的气息带着酒味，但从他挺直的背脊、割开麦克衣服和坏死组织的动作，我看得出他曾是训练有素且熟练的外科医生。

我设法回想以前所受过的医学训练，充当他的器械护士。我们把厨房的料理台用热水冲干净，成为临时的手术台；又从他的书房和卧室拿来台灯，好照清楚伤口。我们拼命设法让麦克虚弱的身体稳定下来，希望能撑到那辆直升机载着专家和急救的血浆抵达。

在那段痛苦的时间里，悉尼医生的手从没有颤抖过，决心也从没有动摇过。他随时兴起咒骂，同时从一层层酒醉和虚掷岁月的表象下，挖出各种他曾学到过的想法和策略。

结果没有用。麦克愈来愈虚弱，我们更努力奋战，把他拉回来，然后他又逐渐衰弱下去。直升机抵达前十八分钟，麦克似乎叹了口气。他举起一手，像要是触摸我们的脸以致谢，然后就失去意识了。我们又继续更拼命，但这次没能拉回他，最后我们都逐渐停下来，沉默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