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节

  刚出国那阵,岑今和卫国之间主要是靠信件联系,那可都是手写的信啊,说给现在的人听,人家打死都不会相信。

  但他们那时真的是铺开一叠信纸,拿起一支圆珠笔,就那么一笔一划地写起信来。她一点一点描绘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他一点一点描绘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只在信的开头结尾,有一些抒情的话,还不是太肉麻的那种。

  她的信总是比他的信长,她一写就是五六张信纸,有时为了信件不超重,她还正反两面都写。但他的信一般都只两三张纸,有时也写到反面去了,但大多数时间都只写正面。

  她免不了向他撒娇,抱怨他信太短。

  他总是解释说:“我不能跟你比,你是作家的女儿,自己也是当作家的料,你一下笔就才思如泉涌,随便一写就可以写成一个长篇。而我写东西就像捉虫一样,要一个字一个字往纸上描。我写这两三张纸,要花你三倍四倍的时间呢。”

  她相信了他,原谅了他。

  他们写信的频率,开始是半个月一封,然后变成每个月一封,因为从美国寄一封信到中国,需要半个月时间;从中国寄一封信到美国,又需要半个月时间,一来一去正好是一个月。如果碰上生日啊节日啊什么的,就额外写封信,或者寄张明信片,当然不是真正的“明信片”,而是“暗信片”,有信封的那种。

  慢慢的,她发现认识的人中,就只有她还在用手写信,人家都进步到打电话了。她也发现写信太不合算,电话里几分钟就可以讲完的话,如果写在纸上,就得几个小时,而且还要半个月他才能看见,不能即时对话,太急人了,于是他们慢慢停止了写信,改成打电话,但生日节日的“暗信片”还是要寄的。

  那时美国打到中国的电话费还比较贵,要几毛钱一分钟,中国那边打过来更贵,而她经济来源就是那点助研工资,要养活娘儿两个,有时还给爸爸寄点医药费,手头不宽裕,所以她一个星期才打一次电话给卫国,每次不超过半小时。

  那段时间的电话内容,基本都是卫国考GRE的事。她出国之后,就一直催着卫国去考GRE,但他总不肯去考,觉得还没复习好。后来她一催再催,连报名费都给他寄回去了,终于把他催得报了名。

  她比自己复习考试时还紧张,因为她自己对自己有个底,知道自己复习到了什么地步,能考出什么成绩。但现在是他考GRE,她就没那份把握了,从他考托福的情况来看,他还是有学英语的天分的,但GRE不光是英语,还有数学,虽然不算很难,但对于一个文革期间上学、数学只学到二元一次方程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他考完之后,她打电话过去询问考试情况,他的情绪很低落:“没复习好,感觉很糟糕——”

  她安慰他说:“就当是练兵吧。谁不是一考好几次呢?没谁一次就考过的。”

  “你就是一次考过的。”

  “我是撞大运了。”

  “不是撞大运,是你聪明,你从小就聪明,不像我——”

  “你怎么啦?你也很聪明——”

  “我一点都不聪明,不是学习的料。”

  她壮起胆子问:“你考得——到底有多糟糕?”

  他有点胆怯地回答说,“太糟了,我——没考完,中途就——离场了。”

  她忍不住叫起来:“中途就离场了?那怎么行?肯定会影响成绩的!”

  “不会的——”

  “怎么不会呢?你中途离场,题目都没做完,怎么会不影响成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