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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提醒了正在疑惑的中国人，大家非常气愤，于是一夜之间把那些"图谋害人"的传教士统统杀掉。这个事件导致了八个国家联合起来向中国人"讨公道"。

那个传说当然是太荒谬了，是入侵者的一种借口。而事实是，从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起，帝国主义就开始掀起瓜分中国的热潮，拼命掠夺中国，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中国出现了维新派和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直接阻碍了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刚在北京近郊发展起来，俄国公使就提出镇压。美、英、法、德各国公使也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照会清政府"剿除义和团"，并将舰队聚集在大沽口进行威胁，五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王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五月二十八日，由八个国家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北京。因此，从根本上讲，那些外国佬们不过以中国人杀外国人，清朝政府仍然放任不管，甚至于加以庇护当做一种借口，乘机举兵中国。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扑灭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瓜分中国的财富。于是，一九〇〇年六月，英、美、法、俄、德、意、日、奥八国组成侵略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直取北京。八国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惨绝人寰，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此次中国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永远无法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可悲的是，当外国列强用坚舰和重炮捣毁大沽口炮台后，除了受到京津铁路沿线义和团和部分清军爱国官兵拼死抵抗外，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光绪，这个清朝第一位非皇子而入继大统的皇帝，早已携侍从随慈禧太后跑到西安避难去了。留下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正式向外国列强乞和，并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在北京正式签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惩办"得罪"列强的官员；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赔罪；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建立和参加抵抗侵略军的各种组织；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付清，本息九亿八千万两白银；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区内居住；平毁大沽口炮台以及北京至天津海口炮台；各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便完全沦为半殖民地。面对山河破碎，国已不国，黄泽如不禁唏嘘，不知道中国今后将沦落到何等地步。他真恨不得能重返京城，去斥责那腐朽无能的朝廷，去和那些外国列强决一死战。但他知道那样做无异于以卵击石，他不可能傻到那种地步，他已经不再是学生时代的他了。冲动和狂热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他已经开始变得理智和成熟。悲愤的情绪促使他加快了招募垦农的计划和步伐。国家已经彻底没有希望了，朝廷已经把百姓拖到了越来越黑暗的境地之中。他只能远离这里，让更多的百姓远离这里，在那遥远的南洋找到一块净土，耕耘播种自己的理想和希望。

考虑到几年前的那件事，黄泽如在招募垦农时尽量不事招摇，以免引起官兵对自己的注意而带来麻烦。黄泽如压根就没有想到招募垦农会遇上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他本以为此举可以为自己苦难的同胞谋一条生路，远离这个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的国家，没想事与愿违，那些农民根本就不买他的账，尽管他苦口婆心在作宣传作解释，人家就是听不进去，认为黄泽如在白天说梦话，要不就是在欺骗大家，心里另有什么企图，担心像被卖"猪仔"一样给卖到南洋去。其实，黄泽如虽然出身农家，但从根本上讲他是一个读书人，书呆子。他并不了解农村和农民。中国的农民是相当保守的，特别是在当时，交通相当不发达，一个普通人的活动半径也不过在几公里之内，更何况一个农民。就是现在，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一句话说，父母在，不远行。还有一句话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狗窝。因此，也依然存在恋土的思想。既然如此，谁又愿意到那个谁也没有去过没有见过的地方？那是哪呢？天边？还是海角？天边看不见，海角摸不着。说穿了，就是对南洋不了解，对黄泽如不信任。黄泽如急在心里，他为乡亲们的愚昧麻木感到痛心，甚至于感到气愤，他并不明白，他的这些乡亲们完全和他这个读书人不同。读书人太敏感了，动不动就无病呻吟，农民则不然，他们已经习惯了过那种苦日子，已经习惯了朝廷的腐朽无能和黑暗统治，他们逆来顺受，随遇而安。黄泽如顿时有一种很深的失落感，觉得理想和现实之间，其实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庸人自扰，自作多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