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2/9页）

在我们的小村庄，在大雾弥漫的院子里，闹钟响了七下。我们咕哝着，极不情愿地从温暖的毛毯底下爬起来，穿上工作服，套上破旧得不像样的外衣和夹克，匆匆地穿过雨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餐厅，吃着涂有果酱或乳酪的厚面包块，喝几杯油脂咖啡，然后又步履艰难地跑去上班。餐厅的服务人员把吃剩的东西从黏糊糊的桌子上擦掉，先是用湿抹布，然后用干抹布，接着又把椅子四脚朝天反扣在桌面上，用拖把拖地。从植树节那天起，墙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拯救土地。”

在这样一个冬日的早晨，大家都尽量缩短谈话内容。过来。这是什么?你放哪儿了?不知道。去找找。你挡了我的路。

很久以前，人们在这里做事的时候总是带着满腔的热忱，甚至是一种狂喜，有时还是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大胆的梦想实现了。

基布兹到处都是死一般的寂静和慵懒的悲哀，只有鸟儿在寒风中的尖叫，只有狗儿凄凉的吠叫。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

黄昏时分，在去娱乐室参加犹太哲学小组的路上，斯塔奇尼克在一棵湿漉漉的楝树下伤心地对斯鲁利克卸下了自己的思想包袱。

“一切都要完蛋了，我的朋友。你干吗不睁开眼睛看看呢?如果你要成为我们的新书记，那就得采取点儿行动。约里克说了那么多的大话，可他连屁大的事情也没做过。看得见的东西都在分裂，基布兹，国家，年轻一代。我可不想降低自己的身份来说闲话——我的一生像在躲避灾难一样地躲避流言蜚语——可你看看某个大人物的儿子。‘上帝创造了新事物，一个女人可以怀抱两个男人。’

“完全是无政府状态！瞧瞧那些学校的老师和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怎么了。斯鲁利克，瞧瞧政府，难道所有的基石一开始就腐烂了，还是仅仅是在目前，那些被我们掩盖了多年的辩证矛盾又开始出现了?你没在回答，我的朋友。你自然而然会这样做。这是最简单的应付方法。我过不了多久就要停止说话了。有一个心脏病就足以要我的性命了，更不要说风湿病和这个让人人都感到沮丧的冬天了。我向上帝发誓，不管你往哪儿看，你都会觉得反胃。”

斯鲁利克一直点着头，表示赞成，还不时地微笑着。等斯塔奇尼克终于停下来，他插了一番话。

“你又有点儿夸张了。可以这么说，你总是戴着墨镜看事物。没有理由这么绝望，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感谢上帝我们仍然活在这儿。危机一直不断，以后也会如此，但你千万别认为我们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

“哼！你是个十足的圣徒。你不必用集会时对学生的讲话方式来跟我说话。我不需要你来宣传。我的眼睛睁得大着呢，你也应该如此。另外，你也太疯狂了，出门也不戴顶帽子。有谁在冬天里会像你这样到处走动呢?”

“我没有到处走动，老人家，我正要去我们哲学小组那儿。别忘了，你分外怀念的那些日子也并不总是那么美好。我们都有过失败和尴尬，甚至是丑闻。不过，你说得对，我们干吗要站在寒风里?我们去看看娱乐室的取暖器打开了没有。也许我们请的讲师已经到了，我认为他会讲马丁·布贝尔[92]。瞧瞧，四点钟就这么黑了！比西伯利亚还糟！”

每天晚上，基布兹的一些成员会聚在各种小组里，或参加一些会议，详细商讨预算、教育、医疗、住房和接收新成员等问题，讨论通过适当的方法逐渐改善现状，同时又不造成巨大的波动。这已成了惯例。也有一些人晚上做自己喜欢的事——绘画、绣花或集邮，或拜访邻居，喝点儿咖啡，吃点儿点心，讨论一下时政，或者闲聊。当然，也有一些独身人，或年轻的情侣，他们情愿晚一些睡，你一口、我一口地就着同一个瓶子喝酒，打打牌或是玩巴加门游戏[93]，或者讲些由战争回忆作调料的粗俗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