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组曲（第2/3页）

“太不可思议了。”母亲说，“时间表真的很有效果。他们都是孩子，希望有人能告诉他们做些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是把他们带回正轨的方法。”

在母亲看来，我们应该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照顾那些被强征上战场拿着刀枪杀人的孩子，也不只是那些身不由己，像《蝇王》里那样被人性黑暗面操控的孩子，而是要关注到世界上还有哪些孩子可能遭受这种命运，并在悲剧发生前阻止。

《法兰西组曲》几年前在美国刚刚出版时，我和母亲就很想一睹为快，只是直到现在，我们才真正读到它。这本书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当纳粹占领巴黎时，犹太作家内米洛夫斯基与她的丈夫刚刚皈依为天主教徒，他们先把一对女儿送到勃艮第，再与她们在那里会合。但在1942年，内米洛夫斯基与丈夫被出卖，他们被运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米洛夫斯基最终在那里死于伤寒。临死之前，她给了女儿丹妮丝一个装着一本笔记本的手提箱。

丹妮丝和妹妹在修道院撑到战争结束。直到1990年，丹妮丝才发现那些她悉心保存、字迹微小难辨的手札，并非母亲的日记，是已撰写完成的两章手稿，也就是这部伟大小说的主要内容，写于纳粹占领巴黎时期，并取名为《法兰西组曲》。内米洛夫斯基在写书之时，曾表示“我在滚烫的熔岩浆里写作”，事实也是这样的。

我手上的这本《法兰西组曲》是美国版本，母亲的是英国版，不知是别人送的还是她在某次伦敦旅行中自己买的。英文版的跋是法文版的序。母亲读这段时我刚好在她旁边，那一段写着：

“1942年7月13日，法国警察敲响了内米洛夫斯基的家门，将她逮捕。”

7月13日是我的生日（但我生于1962年，而不是1942年）。内米洛夫斯基被捕的日子，正好在我出生前二十年的同一天，这当然只是数字上的巧合，不具任何意义，却足以让我觉得，这件事的发生离我并不遥远。我第一次知道二战还是在五岁，二十五年前对一个孩子来说就像一百万年前般久远。随着我逐渐长大，它竟变得越来越近。对我来说，那时候的事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母亲一再提醒我，不用去翻寻久远的历史，甚至不用翻阅史书，残暴近在咫尺。卢旺达与达尔福尔两地发生的种族灭绝惨剧，就眼睁睁地发生在我们面前。

《法兰西组曲》是作者以难民的身份写下的占领区难民的生活。母亲工作过的国际救援委员会几乎就是在小说开始的时间成立的，委员会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倡议下成立，旨在从欧洲纳粹的铁蹄下援救犹太人。这是一本刻画入微的作品，混合了喜剧与暴力场景，书中文字传递的力量，作者遭到谋杀的事实，以及千百万桩纳粹及其帮凶犯下的罪行，让人读起来心碎。

2009年5月，大卫·罗德仍然毫无音信，母亲对此也越来越担忧。同时，她决定图书馆计划开始破土动工。这件事由于种种原因，已经被延迟了多时，在阿富汗建造任何东西都异常困难。唯一的工作人员到现在依旧没有办公室可用，日以继夜地为这项计划募款并积极宣传。其他参与者也都忙着剪辑移动图书馆的一段视频，杜普利会在视频中出现，这段视频会用在筹款上。一旦开始实施计划，运输图书，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我的一个朋友负责拍片，他的安全返回让所有人都深感欣慰。总而言之，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母亲不知道如何完成一切。可是她说她会完成的。

我们再次回到医院，母亲要做丝裂霉素的输液，我们的谈话又回到了《法兰西组曲》上来。我也提到了我的失眠——看完这本书的那晚，我彻夜难眠。

“我只是觉得有负罪感，没有为这个世界多做点什么。”我说，“我的意思是看完《法兰西组曲》后我想：为什么美国人不多了解、多做一些事呢？我明知全世界有那么多问题，童兵、大屠杀和人口贩卖……而我几乎什么努力都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