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达·普莱斯（第2/4页）

非洲净化自身的方式何止千种。行军蚁、埃博拉病毒、艾滋病——这些都是大自然发明的一把把扫帚，能将一小块空地清扫得干干净净。但它们谁也无法单凭自身的力量渡过一条河。它们也都无法在其宿主死亡后继续存活。你会发现，将我们消灭殆尽的人类寄生虫很快就会安息于人类的墓地。于是，猎食者与猎物之间的竞争仍旧难分胜负。

青少年时期，在医学图书馆研读非洲寄生虫学著作时，我被扎根于人体的那些生物的阵容吓得不轻。我到现在仍心有余悸，但对它们又产生了些伙伴般的欣赏感。那时候我仍有点惊骇，上帝竟然会把他那两个赤着脚的童男童女洋娃娃安置到伊甸园那样的地方去，因他恐怕刚在那儿把象皮病和能将人类角膜啃噬掉的微生物释放出来。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上帝并不只是站在洋娃娃们这边。我们和我们体内的寄生虫全都是从大裂谷同一片潮湿的土壤中繁荣起来的。迄今为止，尚无一方胜出。五百万年的伙伴关系不可谓不漫长。如果你能暂时从自己珍爱的皮肤里探身而出，同时赞扬蚂蚁、人类和病毒，将之视为同等机智的生物，你就会欣赏到，非洲发生的一切竟都是如此和谐。

当然，一旦回到自己的皮囊，你便会惊声尖叫，要求治疗。但你要记住：航空旅行、道路、城市、卖淫、为了贸易而聚集起来的人群——这些都是助你成功通往病毒的礼物。是外国三博士① 从远方带来的礼物。为拯救非洲的儿童，为了从非洲之心提取矿物，西方便将路修到了自家门口，再把门大开，任凭瘟疫出入。

蟾蜍会见光而死！死亡乃是蟾蜍和人类的共同权利，又何必大摇大摆呢 ？同事们指责我愤世嫉俗，但我只不过是诗歌的受害者而已。我记住了蟾蜍和人类拥有共同的权利。而就算我想，我也没法大摇大摆。我的腿可没有那种能耐。

我的工作是探究病毒的生命史。看起来，我在这方面干得还不错。事实上，我并未将病毒视为自己的工作。我将它们视为自己的亲戚。我没养猫，也没孩子，可我有病毒，我每天都会去宽大的玻璃碟前拜访它们。它们繁殖的时候，我就和一个好母亲没什么两样。我也会哄它们，祝贺它们。当它们举止古怪时，我就会特地做个记录。没和它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还会想之念之。关于艾滋病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我有了些重大的发现。结果，有时我就不得不去参加某些公开会议，并被授予“公共健康拯救者”这一类的殊荣。这让我很是吃惊，这头衔跟我简直毫不沾边。我绝不是疯狂的灭绝者，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去杀灭魔鬼般的微生物，相反，我尊敬它们。这就是我成功的秘诀。

我的生活令人满意，普普通通。我没日没夜地工作，每月去一次桑德林岛看望母亲，很享受在那儿的时光。我们几乎一言不发，任时间流走。母亲也由着我的性子。我们在沙滩上长时间地散步，她会注视着那些与此地同名的水鸟，三趾鹬②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有时，一月中旬，她会显得烦躁不安，我们便乘渡轮到对岸，沿着海岸高速公路开车往北驶去，驶过绵延数英里、单调乏味、了无人烟的矮棕榈树丛，偶尔看见几栋临时搭建的木棚，几个黑人老妪坐在那儿编织漂亮的香草篮子。傍晚过后，我们有时会将车驶入赞美之家③ 旁尘土飞扬的停车场，聆听那古老深沉的格勒④ 圣歌自窗内飘出。我们从未入内，我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位置。聆听时，母亲一直侧首望向非洲，目光落于大海之上，好似盼望着海水会瞬间流尽。

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哪儿都不去。我们就坐在门廊上，或者我在一旁看着她莳弄她的小丛林，她会一面摘下死掉的叶子、将腐熟的肥料撒入山茶花丛中，一面柔声自语。她住在公寓底楼，公寓是那种年代久远的砖砌楼房，装了防震栓。这巨大显眼的金属装置自东往西直直穿过这栋楼，露在墙外的两头则用和茶几一般大的铁质垫圈卡住。我觉得它也从母亲身上穿了过去，真的，她也需要这种东西，才不至于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