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第4/5页）

他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个危险，且向来如此，我想道。当年法因坦和赛琳回基兰加见到我们那个走入歧途的传教据点时，想必已是大惊失色。我们就睡在他们住过的房子里，却与他们以前的朋友反目成仇，甚至将他们的鹦鹉逐出家门，任其自生自灭。而基贡加的那个传教团医生想必也已发觉父亲是个奇葩——一名头发蓬乱的牧师，肚子里竟然还有条蛇。那位医生明知危险，仍和家人继续留在这里。法因坦认为，他们来自南部某个地方，佐治亚州或肯塔基州。我希望能去拜访他们，用自己的母语，用我舌头上生出荆棘前就已知晓的英语，与他们交谈。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思乡，美国披着传教士的伪装降落到我家门阶上。还有别的人也没有回去，像我一样。但他们似乎都理直气壮，觉得就应该留在这儿，那是信仰扎下的根——法因坦·福尔斯便是一例，还有那些偶尔现身的陌生人，他们问我能否帮个忙，传个信息，或代为保存一盒药品，直到找到船把药品送往上游。我很高兴能为他们做一顿饭，在地上弄个铺位，就为了能听一听他们的故事里流露出的善意。他们和父亲实在不像。没有了他的上帝，我日日承受着空虚，所以，能听听这些男人柔声讲述他们在茅草苫顶的棚屋里组织医疗团队、和村里的妇女一起蹲着栽种大豆、为学校安装发电机等种种事迹，确实是种安慰。他们冒着被蒙博托发现的危险，忍受着穷乡僻壤种种难以想象的寄生虫，留在了这里。在昂德当夫妇和他们的同类逃离这个国家后，他们不忍看到这里的儿童只能坐以待毙、忍饥挨饿。正如福尔斯修士很久以前对我们说的那样：有这样的基督徒，也有那样的基督徒。

但形形色色的来访者终究难得一见，大多数时候，日子完全一成不变地过着。我觉得，如果说这种生活无聊，听起来实在好笑。若我小时候试过去想象如今在丛林里的这般生活，应该会被这种冒险经历惊呆吧。我现在倒也是挺呆的，却是因为艰难生活的单调乏味。到了晚上，我们就瘫倒在床。我成天在大豆田、灶间、集市、诊所，以及我在农业学校开授的营养班之间来来回回。每一天，我都在怀疑自己吸收的信息不及给出的多。而卡路里肯定是入不敷出的。我们有木薯和甘薯可以填饱肚子，可是蛋白质比钻石还要稀有。为了一个鸡蛋、几把豆子、一只珍贵的鸡或几条新鲜的河鱼，我整天都要讨价还价。要不然就搭个顺风车去科基拉维尔的集市，在罐装火腿这样的宝贝前驻足凝视，那可要花一大笔钱哪。有时，我还真买了下来！但今年冬天，阿纳托尔的体重下降了。我则瘦得更厉害，八公斤。降速奇快，让我着实有点害怕。或许，我又感染鞭虫了吧。圣诞节期间，我很确定我已经怀孕了，但如今又很肯定并没有在怀。或许我就是因为这个才体重下降的吧。不过还是不向阿纳托尔提这事为好。如果可能的话，不去多想反而更好。

我正在逐一失去家人。父亲已然失去，不管他在哪儿。而蕾切尔，我只会更唾弃她，要是我知道要朝哪个方向喷射怒火的话。想必是在南非。我猜她终于采到了富矿，就是她那位极具白人品质、唯利是图的丈夫。我没法找到可靠渠道给母亲和艾达写信。蒙博托的邮政部长是蒙博托老婆的亲戚，去年一年，他已停发了邮政职工的工资，这样他就能用这笔钱给自己在提斯维尔盖栋豪宅。如今得花大笔的钱贿赂，或通过私人关系，才能向国外寄信。至于寄来的信件，我只能认为它们都堆在了利奥波德维尔的某个地方，等着被检查是否能从信里搜刮到钱或值钱的东西。

如果说民众因这些不清不楚的损失——信件、工资、某位步行回家的朋友——而震惊莫名，他们也都不会去提及。除了忍受，这儿的民众还能怎么办？他们只消瞅一眼蒙博托手下那些警察所穿的外国制造的昂贵制服，就会明白自己心里的想法是万万不能外露的。他们知道究竟是谁在给蒙博托撑腰，也知道在远达天边的某个地方，极其宏大的规则已然制定：白人和黑人的性命乃是截然不同的货币。当三十个外国人在斯坦利维尔被杀时，每个死者都以某种方式和实实在在的金钱捆绑到了一起，他们得到的是像比利时法郎这样的金本位硬通货。但一个刚果人的生命就像百无一用的刚果纸币，你大可以一抓一大把或把它装满一大桶，堆到生意人的手里，却仍旧买不了一根香蕉。我这才明白，我身边的男人女人一向都很清楚，他们的整个存在对大多数白人而言，还不如一根香蕉来得实在。当他们抬眼看我时，我能从他们的眼里读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