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第2/5页）

他的处境和我的一样怪异，却也堪称幸运——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如今，大多数异见人士均遭处决，或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但在一九六一年，蒙博托的军队才刚刚组织起来，仍有不少漏洞。刚开始的时候，阿纳托尔靠和两个百无聊赖的卫兵用瓶盖当棋子下棋打发日子，他们允许他读书、写东西，只要不逃跑就行。他们都喜欢阿纳托尔，很过意不去，说自己还要养家糊口：蒙博托的副手每天清晨过来清点囚犯人数的时候，会给他们几个子儿或一点大米。清点结束后，他就能到院子里遍体疮疤的芒果树下教课。不管是卫兵还是囚犯，随便哪一天，只要有人想学点儿东西，他就会教他们读书认字。卫兵们会帮阿纳托尔弄到书，不辞辛劳、想方设法地将他的信寄往各个国家。他就在蒙博托的眼皮子底下，发现了伟大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夸梅·恩克鲁玛的著作，以及安哥拉的年轻医生阿戈什蒂纽·内图的诗歌。于是他和他们通起信来。内图和阿纳托尔差不多同龄，也是从传教士那儿受的教育。他曾留学国外研读医学，回国后开了家诊所，好让他的同胞获得适当的治疗，但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一天，一帮白人警察把他拖出诊所，打得半死，然后押入了监狱。民众走上街头要求释放他，却遭到机关枪扫射，如被伐断的树木般成批倒下。不仅如此，葡萄牙军队还四处将村落焚为平地，以抑制内图的人气。然而，他一出监狱，民众便纷至沓来，和他一起在安哥拉组成了反对党。阿纳托尔受内图的榜样鼓舞，一直在谈论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某个地方与他相逢。我简直无法想象，毕竟对他们来说，就连现在继续通信都会很危险。

当然，阿纳托尔最忠实的狱中通信者乃是班加苏的一名修女，这把他的狱友都逗乐了。通往拯救的长木板 ！② 他们就是这么取笑他的，意思是最后的希望。但直到去年秋天我们重逢的那个时候，我对上帝并无多少信心，而且见谁跟谁急，顾不上拯救别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经受够了“贫穷、贞洁、顺从”这种话，现在要旧装换新颜，让自己成为阿纳托尔的妻子。一辆医疗疏散吉普把我伪装成尸体，一路历经险阻，将我运到了比柯基。那是科基拉维尔郊外一座废旧的橡胶种植园。我的心上人，经历了三年并无正式指控的牢狱生活，最终获释，他正等在这儿，让死人复生。

我们选择比柯基，是寄希望于阿纳托尔能在这儿找到他认识的人——以前的朋友或橡胶业从业者。但大多数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离开了这个国家。不过还是有惊喜的：他见到了伊丽莎白姨妈，他母亲最小的妹妹。十年前，她来这儿找他。那时阿纳托尔已经离开了很久，但伊丽莎白在传教站找了份工作，生了个孩子，之后就没离开过。对阿纳托尔来说，此前的人生一直背负孤儿的身份，现在却既有了亲戚又有了妻子，变化不可谓不大。

传教站如今已成了一座鬼镇，农业站也几近荒弃。辛巴们虽未在此地安营扎寨，却仍将欧洲人的地盘清理得干干净净。种植园里到处都是残砖碎瓦。（在我的想象当中，是那些橡胶工人被砍掉的幽灵之手把这里拆除的。）仅剩下的一栋楼里有座图书室，正是阿纳托尔小时候当用人时自学英语读写的地方。在我的请求之下，我们就在那个房间里成了婚，由村长主婚。婚礼既非基督教式，亦非班图族式。我祈求上帝的赐福，并给母亲带去了一束红色的九重葛。伊丽莎白姨妈在我们肩头披上了传统的婚纱，叫作恩佐勒，这种漂亮的超大缠腰布象征了百年好合，还可以当床单用。

在鼎盛时期结束之后，种植园主的宅院里有部分房间曾被用作军队的库房、产科医院和山羊厩。如今的计划则是用来作学校。科基拉维尔的部长颇为欣赏阿纳托尔，所以对他坐过牢的记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仍聘他当该地区中学③ 的校长。我们还想推出农业拓展项目，培训以前在橡胶种植园工作的工人种田、自给自足。我自愿去诊所干活，一名几内亚医生每个礼拜会从科基拉维尔过来一次，给婴儿打疫苗并看诊。尽管我们吃尽了苦头，但去年秋天，阿纳托尔和我仍是风雨同舟，高声宣讲着“独立”。我们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会抬眼望天，仿佛那是一只神奇的鸟儿，我们可以呼唤它，让它自空中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