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第4/5页）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

她停下来，严肃地看着我。“我没在开玩笑 。⑤ 但就算你是个男人，这儿也不是你和辛巴们并肩战斗的地方。你是个白人。这是他们的战争，该发生的事总归会发生。”

“那是他们的战争，也是上帝意志的战争。该死的比利时人和美国人都在里头掺和。”

“院长嬷嬷会用消毒剂洗你的嘴巴。”

“院长嬷嬷会觉得消毒剂该用在更要紧的地方。”而且哪儿都不够用，我心想。在我私密的小单间里，我把那些男人通通诅咒了一遍——艾森豪威尔总统，利奥波德国王，也包括我的父亲。我诅咒他们把我抛入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白皮肤落到了错误的一方，绝对错误的一方。

“如果上帝真的在插手的话，”我告诉泰莱丝，“那他就是在大肆嘲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愿望。他这是在让人们确信肤色永远决定一切。”虔诚的农家姑娘和扫雷舰再也无话可说，于是我们便将床单和不同颜色的衣服折好了事。

的确，辛巴们会当场开枪把我打死。他们是一支满怀绝望与仇恨的军队。无论是斯坦利维尔的小男孩，还是村子里的老人，任何一个能找到枪或大砍刀的人，都已聚合成众奋起抵抗。他们用叶片将恩基西绑在手腕上，宣称自己刀枪不入，根本打不死。确实如此。阿纳托尔说：“你要怎么杀掉一个已死之人呢？”我们听闻过他们在刚果东北部是如何磨尖牙齿、攻打侵略者的，他们靠的就是满腔的怒火。斯坦利维尔有三十个白人被杀，其中有两个美国人——我们从短波电台听说了这消息，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夜幕降临之时，联合国便会发布他们的回应，从空中和地面进攻。联军，他们就是这么给侵略军命名的：美国、比利时，还有从猪湾撤回来的雇佣兵。随后几个星期，我们无数次听说白人在斯坦利维尔遭辛巴们屠戮。报道有三种语言的版本：法兰西电台，BBC，蒙博托从利奥波德维尔发出的林加拉语新闻广播。这些新闻喉舌堪称同声相应。那三十个白人，愿他们的灵魂安息，他们都极力反对亲独立人士，大力赞助全面入侵的举措。至于有多少刚果人被比利时人所杀，因劳役和饥饿而死，被特警所屠，如今又被联合国士兵所戮，我们则根本无从得知。不计其数。或者说，就算有可能数得清，也一文不值。

直升机飞临的那天晚上，震天动地，把我们都从床上掀了下去。我还以为这座古老的石砌修道院马上就要坍塌了。我们奔到外面，直升机的旋翼搅动着空气，树梢上刮起狂风，撕扯着我们，将我们素净平整的白色睡衣抽打成了一团泡沫。修女们很沮丧，画着十字，匆匆忙忙地回自己床上去了。我做不到。我瘫坐在地上，抱着双膝哭了起来，那应该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哭泣。我号啕痛哭，嘴巴大张着，为露丝·梅，为我们因自己的错误付出的徒劳无益的牺牲，为如今将要发生的事情，为每一个亡者和未亡者，为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为每一个毫无希望的刚果儿童，放声大哭。我觉得自己正在分崩离析——到了清晨，我势必已变成一堆白骨，融入修女们菜园里的腐殖土之中。一堆产不出卵、无法哺育的白骨，仅此而已——这样的未来，我曾预料到。

为了让自己不至分崩离析，我得尽力恳求一些更为可控的事情。我最后选中了阿纳托尔。跪在修道院那尊面容已遭侵蚀的圣母小雕像前，我尽心尽力地为未来的丈夫祈祷着。为了生存的机会，为了幸福和爱，为了有孩子的可能性——如果无法直率地祈求性的话。我发现自己已几乎记不起阿纳托尔的容颜，也全然无法描绘上帝究竟是何等模样：到最后，他的长相竟酷似我的父亲。于是，我试图把耶稣想象成福尔斯修士的模样。塔塔·比迪比迪，他那和善漂亮的妻子，还有他们那艘岌岌可危的小船，他们沿河分发奶粉、奎宁，以及对孩子的爱。多看看上帝的造物，这就是他的建议。好吧，我们院子里的棕榈树被直升机刮起的旋风撕扯、压伏，似乎已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不适合接受我的祷词。于是，我就专注于院子四围结实的墙壁，直接对着黑砖祈祷。我祈求它们：“请让阿纳托尔周身的墙壁也像这儿一般坚实。求砖石为他撑起一片屋顶，不让可怖的天空落于他的身上。”我对着非洲古老的黑砖祈祷，那些砖块都是从长久在此的黑沉沉的土地下掘出来的。那是唯一可信、可靠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