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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特思从桌边往后靠过去，无动于衷，不再关心自己说的话了。

戈登·费奇清了清喉咙。“那好吧，”他热情地说，“你说的也许有些道理，戴夫。可是我觉得你走得太远。我真这么认为。”

斯通纳和马斯特思冲着对方笑了笑，晚上的那个话题，他们没有再多说。但是几年后，在某些离奇的时刻，斯通纳经常想起马斯特思的话；虽然那些话并没有让他对自己置身其中的大学产生幻想，那些话还是向他揭示了自己跟那两个人关系的某种东西，而且让他有机会瞥一眼青春那有害却不曾被破坏的苦涩。

1915年5月7日，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的卢西塔尼亚号豪华轮船，船上有114名美国乘客；1916年底，德国发起的潜艇战毫无节制地蔓延开来，美国和德国的关系日趋糟糕。1917年2月，威尔逊总统断绝了两国的外交关系。4月6日，国会宣布，德国和美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由于那个宣言的发布，全国各地数千名青年，好像获得了解脱，那种不确定的紧张感终于打破，把几个星期前匆匆建起的征兵站围得应接不暇。几百名青年简直等不及美国出面干预，而且早在1915年就跟加拿大皇家军队签了义务书，或者为欧洲某个盟军当救护车司机。大学里一些年纪大点的学生早就这样做了；虽然威廉·斯通纳对这些人毫不了解，随着几个月，几个星期过去，渐渐逼近那个时刻，他们的传奇性大名越来越如雷贯耳，而大家都知道，那一时刻终将到来。

宣布作战是在一个星期五，虽然下周的课程早就排好了，但没几个学生或者教授寻找借口去上这些课。大家或者在大楼里乱转，或者大规模聚集在一块儿，细声细气地窃窃私语。偶尔，那种紧张的沉默忽然爆发演变成近乎暴力行为；出现过两次反德国的总抗议，学生们在抗议中语无伦次地高声喊叫，挥舞着美国国旗。有一次还出现了一场转瞬即逝、反对某个教授的抗议，那是一个留着小胡子、教德语的老教师，他在慕尼黑出生，年轻时上过柏林大学。可是，当这位教授面对一小群愤怒和激动得脸色涨红的学生，迷惑不解地眨着眼睛，而且向他们伸出纤细、颤抖的双手时，学生们又在闷闷不乐的混乱中解散了。

宣战后不久的那几天，斯通纳忍受着某种迷茫的折磨，但是这种痛苦完全有别于袭扰校内其他大多数人的痛苦。虽然他以前经常跟一些老生和老师谈论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但心里从不真的相信。现在它已经落在自己身上，落在他们所有人身上，他发现自己内心还有一片巨大、冷漠的保留地。他憎恨战争对大学强行制造的撕裂；可是他又发现自己内心并没有特别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且也无法促使自己去恨德国人。

但是，德国人是应该痛恨的。有一次，斯通纳正好碰到戈登·费奇在跟一群稍微年长的教员们聊天；费奇的脸都扭曲了，他正在说着“德国佬”，好像还朝地板上啐了唾沫。后来，当费奇在那间有半打年轻老师共用的大办公室里朝斯通纳走来时，他的情绪已经变了；他带着兴奋的愉悦感，拍了拍斯通纳的肩膀。

“可不能让他们那样走了，比尔。”他飞快地说。一层汗水的薄膜像油一般在他圆乎乎的脸上闪着亮光，他细细的金发像细长的辫子般贴在头顶。“不行，先生。我打算去参军。我已经跟老斯隆说过了，他说去吧。我明天就去圣路易斯，去报名。”刹那间，他设法把自己的表情调整成严肃的样子。“我们要全力以赴尽自己的义务。”接着他咧开嘴笑了，又拍了下斯通纳的肩膀。“你最好也跟我一块儿去。”

“我？”斯通纳问道，然后又难以置信地说了一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