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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抗了很长时间之后，彼得罗终于接受了避孕药，他很担忧地看着我。他说，你越来越圆了，你身上长的这些斑是怎么回事儿？他担心我和两个孩子或者他自己会生病，但他很痛恨医生。我尽量让他放心，那段时间他瘦了很多：他的眼圈越来越黑了，头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缕缕白头发。他一会儿说膝盖疼，一会儿说右腰或者肩膀疼，但他不愿意去看医生。我逼他去，我自己带着孩子陪他去，最后的结果是，除了需要服用一些镇静剂，他的身体很健康。这让他欣喜若狂了好一阵子，所有症状都消失了。但没过多久，尽管他在服用镇静剂，他又开始出状况了。有一次，黛黛不让他看电视新闻——那是在智利的军政府刚上台之后——他非常粗暴地打了孩子的屁股。我刚开始吃避孕药时，他比之前更加频繁地想做爱，但只是在早上或者下午，他说，晚上做爱的话，那会让他一点儿也不困，让他不得不学习大半个晚上，会让他积劳成疾。

这都是胡说，因为对他来说，晚上学习一直都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一种必须。但是，我还是说：“那我们就别晚上做了，怎么都行。”当然了，他有时候让我很抓狂，很难让他做一些对家里有用的事儿，比如说，让他有空儿的时候去买东西，吃完晚饭后洗碗。有一天晚上，我失去了耐心，我没跟他说什么难听话，我只是提高了嗓门。我发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只要叫喊一下，他的固执马上就会消失，他就会听我的。有时候，我对他很强硬，这也能让他那些臆想的疼痛消失，甚至让那种不断想要我的过剩欲望也会消失，但我不喜欢那么做。一旦那么做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受罪，我觉得，这会激起他一阵痛苦的痉挛。无论如何，效果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他会让步，调整自己，很严肃地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情，但当他真的很疲惫时，他会忘记我们说好的事，只想着自己，又会恢复到之前的样子。最后，我不管他了，我想逗他笑，吻他，让他洗几个盘子，而且他又洗得不干净，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呢？只能看到他拉长的脸，还有嘟囔，他的意思是：我有工作要做，但我却在这里浪费时间。最好让他轻松一点，我很高兴能避免一种紧张的关系。

为了不让他焦虑，我学会了不跟他说我自己的事，他好像也不是很关注我的看法。假如我们交谈，比如说，关于政府对于石油危机采取的措施，假如他赞美意共靠近天主教民主党的做法，他只希望我默默听着，并对他表示赞同。有几次，我对他说的观点表示不赞同，他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要么用一种老师对学生说话的语气说：“你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你不知道民主、国家、法律还有协调不同国家、不同利益，实现平衡的价值。”要么他就会说：“你喜欢世界末日。”我是他的妻子，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他期望在他谈论政治、他的研究，以及他正焚膏继晷、踌躇满怀写的新书时，我能仔细听他的话，但这种关注只是情感方面的，他不想听到我的看法，尤其是当我对他表示怀疑时。他对我说话，那就像他在大声思考，只是想让自己思路清晰。他母亲，还有他姐姐都是另一个类型的女人，很明显，他不希望我成为她们那样。在他比较脆弱的阶段，我从他的有些话中能听出来，他不仅仅不赞同我出版我的第一本书，那本书的成功也让他很不悦，至于我写的第二本书、我的稿子去了哪里，他从来都没有过问，也没有问我未来有什么打算。我再也没有提过写作的事儿，这似乎让他松了一口气。

彼得罗越来越表现出很糟糕的、出乎我预料的一面，但这并没有促使我去找别人。有时候我会遇到马里奥，就是那个工程师，但我很快发现，勾引别人和被别人勾引的欲望已经消失了，而且我觉得，曾经那个不安分的阶段，让我觉得自己很好笑，还好那个阶段过去了。那种想从家里出去，参加这个城市公众生活的渴望，也慢慢消退了。假如我决定参加一场辩论会，或者一次游行，我总是会带着两个孩子，我觉得很自豪，我的包里鼓鼓囊囊，塞着她们需要的东西。那些不赞同我这么做的人会说：“她们这么小，可能会很危险。”尽管如此，但我还是每天都出门去，无论天气怎么样，只是为了让两个女儿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出去的时候，我总是会带上一本书，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尽管想营造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的野心已经消失了，但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读书。通常我会先走一走，找一个离家不远的长椅坐下来，翻阅一些复杂的评论，阅读报纸，有时候嘴里会喊：“黛黛，不要跑太远了，到妈妈这里来。”我就是这样，我要接受现实。无论莉拉的生活发生了什么，那都是她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