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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说，这很冒险，要是你想弄清楚任何人的精神状态的话。不过找这个麻烦是值得的，如果你像我一样——好奇、有创造力而又消息灵通，乔装得好像完全了解老一辈人为了顽强生存所做的一切似的。可是举个例子吧，他不可能特别了解特鲁·贝尔，因为我怀疑维奥莱特是否跟他说起过她的外祖母——也从没说起过她的母亲。所以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虽说要想象那一幕幕并不难。

她从巴尔的摩搬回魏斯伯尔县时的思想状态肯定值得研究。当初她离开县城沃兹沃斯时还是一个奴隶，一八八八年回来时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女人了。她的女儿和外孙女们住在一个叫做罗马的小地方，在她离开的县城以北十二英里。外孙女们的年龄从四岁到十四岁不等，其中的一个，维奥莱特，在特鲁·贝尔到达的时候是十二岁。那是在那些人来拿走了农具、锅和她女儿罗丝·蒂尔坐着的椅子之后。她到了那儿的时候，除了一些借来的草席和她们身上穿的衣裳，就只剩下罗丝的丈夫签了字的那张纸了，上面说他们可以——就是说那些男人有权那样做，而且有责任那样做，我估计，要是老天坚持不下雨，要是冰雹从天上掉下来、把庄稼砸得茎秆折断的话。纸上没有说那个丈夫加入了一个赞成黑鬼参加选举的党。特鲁·贝尔找到的那凄凄惨惨的小小一家子，被剥夺了房子和土地，正偷偷摸摸地住在几个邻居为她们安置的一间废弃的窝棚里，吃的是这些邻居尽量匀出来以及女孩们搞到的食物。有好多黄秋葵和干豆子，由于正值九月，还有各种各样的莓子。不管怎么说，有两次，牧师的儿子给她们捎来了嫩松鼠，让她们大快朵颐。罗丝告诉大家，她的丈夫对他自己不中用的后背和双手感到大吃一惊、忍无可忍，对油炸绿番茄和玉米片感到厌倦，对某种肉类的肉（而不仅仅是皮）感到饥饿难当，对咖啡的价格和他大女儿的大腿形状感到怒不可遏，就放弃了。站起身来，放弃了。到了什么地方去坐下来想一想，或是坐下来不想它。对她来说，编个瞎话总比和盘托出要强。他们下一次也许还会来找她，不光是冲着她的锅、她的盘子、她的房子。令她走运的是，特鲁·贝尔行将就木了，而且乐意死在魏斯伯尔县，就在她将她的整个一生献给了巴尔的摩的薇拉·路易斯小姐之后。

特鲁·贝尔的死花了她十一年的时间，长得足以让她救起罗丝，埋葬她，目睹她丈夫回来四次，做六床被子，搬十三次家，还往维奥莱特的脑袋里塞满了故事，讲的是她的白女士和她们二人的生命之光——一个美丽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戈尔登·格雷，原因嘛显而易见。姓格雷（意为灰色。），因为那是薇拉·路易斯的姓（很久很久以后，那也是他眼睛的颜色），叫戈尔登（意为金色。），因为在他落生时的粉红色皮肤随着他脑袋上的胎毛一道消失之后，他的肤色就成了光灿灿的金色，松软的黄发卷遮住了他的脑袋和耳垂。那头金发根本比不上薇拉·路易斯过去的头发，可是那阳光般的颜色、那毅然决然的卷曲使他备受宠爱。不是一下子。需要一段时间。可特鲁·贝尔头一眼看到他就放声大笑，而且那以后的十八年里天天如此。

当时他们三个住在巴尔的摩的爱迪逊街上一所很好的砂岩房子里，离开薇拉·路易斯·格雷和特鲁·贝尔两人共同的出生地魏斯伯尔县远远的，关于这事，那白女士跟邻居们和朋友们讲的只有一部分是事实：她受不了她家乡狭窄的小道。所以她把她的仆人和一个她喜欢的孤儿娃娃带到了巴尔的摩，来经历一种更复杂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