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3/11页）

不论他们是怎么、什么时候、为了什么来的，他们的脚底板刚一沾上这儿的人行道——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啦。哪怕他们租住的房间比小母牛的牛棚还要小、比早晨的厕所还要暗，他们还是留下来看自己的同类，在观众中间听自己的声音，感觉自己走在大街上、在几百人中间，这些人走起路来样子是相同的，这些人说起话来，不论口音如何，对待语言就像摆弄同一种复杂的、听话的玩具，而玩具就是为他们的游戏设计的。他们之所以爱它，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留在身后的幽灵。是二十七营的退役老兵消沉的意气，他们疯了似的为长官效劳，长官却背叛了他们。是数千人因为恶心而呆滞的眼睛，他们被阿穆尔先生、斯威夫特先生和蒙哥马利·沃德先生带来制止罢工，然后又因此被解雇了。是两千名加尔维斯顿码头搬运工人的破烂鞋子，马洛里先生永远不会像对待白人那样付给他们每小时五十美分。是合十祈祷的手掌，焦躁不安的呼吸，逃亡者们安静的孩子，他们来自俄亥俄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印第安纳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印第安纳州的格林斯堡、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因为丧心病狂的白人已经在家乡的每一条小路、每一个角落口吐白沫了。

黑人逃避贫困和暴力的浪潮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达到了顶峰，到一九○六年乔和维奥莱特加入时，已经趋于稳定了。像其他人一样，他们是乡下人，可乡下人是多么快就忘本了呀。他们爱上了一座城市，准备永远爱下去，仿佛就是永远的了。就好像从没有过一时一刻不爱它。他们刚一抵达火车站，或者从渡船上下来，瞥见轩敞的大街和照亮大街的奢侈的街灯，就立即知道，他们是为此而生的。在那儿，在一座城市里，他们并不像他们的自我那样新鲜：他们那更强壮、更危险的自我。刚开始，他们初来乍到的时候，还有二十年后，他们和大都会一道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们太热爱自己的这一部分了，以至于忘记了热爱别人是什么感觉——如果他们还爱过别人的话。我并不是说他们恨别人，不，只不过他们爱的方式开始像一个大都会人了：女学生从来不在红灯前停下来，而是把街道前前后后打量一通再从人行道走下来的那种方式；还有，男人们是如何适应高楼大厦和小小的门廊的，一个女人在人群中走动时是个什么样子，或者，她的侧影在东河的背景下是多么怵目惊心。知道灯油或者一件日常用品在附近的街角就能买到、用不着跑上七英里远时，她在厨房里干家务的那份悠闲自得；推开窗户就能几个钟头地对着下面马路上的行人出神的那种令人惊讶的劲头。

那一切很少能助长爱，不过倒的确能榨出欲望来。一个女人，如果独自一人倚在乡间大道旁的栅栏上，会把一个男人搅得热血沸腾，可要是在大都会，他可能连看都不看她一眼。不过，如果她甩着皮包、在大城市的街道上穿着高跟鞋匆匆疾走，或者手拿一瓶凉啤酒坐在门前的台阶上，鞋子挂在脚尖上晃悠着，这个男人就会对她的姿态，对石头台阶上的娇嫩肌肤，对大楼向那小巧的、晃悠的鞋子施加的重重压力作出反应，就会被她勾去了魂儿。然后他会想，他要的是那个女人，而不是什么石头的曲线和一只在阳光中进进出出地晃动的高跟鞋的组合。他会马上明白这是场骗局，是形状、光线和动作的把戏，可这仍然无所谓，因为骗局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他感觉到了自己的肺部在一张一弛。大都会里没有什么空气，可是有呼吸，每天早晨都在他体内像笑气一样飞快穿过，让他的眼睛、他的谈吐和他的期望焕发光彩。用不了一会儿工夫，他就忘记了布满鹅卵石的小溪，忘记了苹果树老得枝杈都垂到了地上，你得哈腰或者蹲下身才能摘到果子。他忘记了过去的太阳好像一个完好的乡间鸡蛋黄，浓浓的，橘红橘红的，总是从天边悄悄溜上来；他并不想念它，从不抬头看看它怎么样了，也不看看被刺眼的、多余的街灯映得若有若无的星星们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