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第2/24页）

他说：“今天挺暖和的。”

是啊，我说。

我瞥了一眼手表。我换了一下站立的脚。终于，阴影里有了动静。

然后。

然后出来了一个大块头男人。

一个块头特别大的男人。

后来，我才得知，他五十岁了——尽管脸看上去还很孩子气。他留着短短的、修剪得很齐整的胡子——有篮球运动员般的身高，体重肯定超过四百磅。他的身体似乎是一层层的，厚实的胸膛下面接着一大片肚皮，垂在腰带上，好像一个枕头。他的胳膊从特大号白色T恤的袖子里撑出来。他的额头在冒汗，呼吸很沉重，好像刚刚爬完楼梯。

如果这是上帝的使者，那么我肯定只能做月亮的使者了，我想。

他伸出手，粗哑的嗓音朗声说道：“你好，我是亨利。”

“大先生”一九八一年的一篇布道辞

“一个军中牧师曾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军人被派到一个边远的地方去驻扎。他的小女儿和家人在机场等待飞机，随身带着他们寒酸的家产。

“女孩很困，靠着包裹打起了盹。

“一个妇人走过，停下，在她的头上拍了拍。

“‘可怜的孩子，连个家都没有，’她说。

“那个孩子吃惊地抬起头。

“‘我们当然有家，我们只是还没有房子把家放进去。’她说。”

九月

什么是富有？

“大先生”开始用助步器。我站在大门口，听见门里助步器“笃，笃，笃”敲打地板的声音向我走来。已经是九月了，离我去医院探望他，又过去了三年。秋天来了，树上的叶子开始变色，我注意到屋门前的车道上停着一辆我不认识的车。他唱歌的声音从门后隐隐传来：“我来啦……等着……我来啦……”

门开了。他微笑着。比起我刚开始拜访他的时候，他更瘦了，胳膊更加嶙峋，皮肤更加松弛，头发全白了，高大的身躯佝偻下来。他的手紧紧抓着助步器。

“和我的新伙伴打个招呼吧，”他敲了敲助步器的把手，对我说，“现在我们形影不离。”

他放低了声音。

“我可拗不过他！”

我哈哈大笑。

“那么，进来吧。”

一如以往，我跟在他后面。他推着，挪着，蹒跚着走进了那间堆满了书和关于上帝的资料的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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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那辆车是一个居家看护工作人员的。那意味着他的身体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出现意外，也意味着随时可能有状况发生。他肺部的癌依旧在那里。但以“大先生”的年岁——现在是八十九——医生觉得没有必要开刀摘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大先生”的生理节奏慢下来，癌的发展速度也慢了下来，就像两个疲惫的竞争者，一起迈着沉重的步子，向终点走去。

医生委婉地说，把“大先生”带走的，很有可能是年龄，而不是癌症。

我们慢吞吞穿过客厅，我意识到另一个使我注意到那辆车子的原因：从我六年前拜访这个家开始，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家具没有变过，地毯没有换过。电视机的尺寸也没有变大过。

“大先生”对物质从来不是很在意。

不过话说回来，“大先生”本来也就没有多少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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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于1917年。他的双亲，就算用那个时候可怜的标准来看，也相当贫穷。阿尔伯特的母亲是立陶宛移民，父亲是纺织品销售员，常常失业在家。他们生活在布朗克斯区陶品大街一幢破败的公寓楼里。常常没有什么吃的。小阿尔伯特每天放学回家，走在路上最担忧的就是看到自家的家具被人搬到了大街上。

他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老大——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在一个犹太小学上学，从日出到日落。他没有自行车，也没有玩具。有时候妈妈会买一些过了保质期的面包回来，涂上果酱，让他就着热茶吃。那是他回忆中“童年最美妙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