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仪式（第2/5页）

我一九五○年乘坐小小的泛美航空飞机离开特立尼达岛时，萨蒂离十六周岁生日还差七个星期。再次见到她、听到她的声音时，她都快二十二岁了，已经结婚。特立尼达于我几乎成了一个想象中的地方，但她一辈子生活在那里，偶尔出国度个假。她经历了父亲一九五二年的疾病和一九五三年的离世，经历了一九五六年的政治变革和种族政策，经历了一九七○年的街头暴动与准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她也经历了石油带来的经济繁荣，过了不少年安稳的日子。她的生活算得上圆满。

她去世后三天，她的遗体在特立尼达岛火化的时候，我在威尔特郡新家客厅的咖啡桌上摊开她的照片。几年来我一直想整理家人的照片，把它们归置好收进影集。又总觉得有的是时间。她在世时我没有注意看这些照片中她的年龄。现在一一翻看，我看到很多照片上，尤其是她度蜜月时的照片，她是个胳膊纤细的女孩。这个女孩如今已经往生。死亡触动了这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照片，令人心痛。我看着摊在桌上的照片，第一次这么思念她。三四十分钟后——我想特立尼达岛的火化仪式正在进行——我觉得心灵受到了净化。我不知道照理应该做些什么，但觉得自己的做法没错。我专注地去缅怀这个人，回忆她的生活、她的个性，我向这位逝者致敬。

两天后，我去了特立尼达岛。家人想让我待在他们身边。我弟弟赶在火化仪式当天回到家，在火化开始后六小时赶到，让人带去火化的地方。我姐姐开车送他。夜里火化堆仍闪着火光。弟弟独自走到火光边，姐姐在车里看着他。

两周前，我弟弟曾去德里参加甘地夫人的火葬仪式。回伦敦后他开始写一篇重要的报道，没等写完便来到特立尼达岛。飞机实现了这一趟趟的远程旅行，让他得以见证这些死亡。我一九五○年离开特立尼达岛时飞行还没那么普遍，出国可能意味着折断人的一生：我时隔六年才和家人重逢，这六年里我都无法和他们相伴。一九五三年父亲去世时，我自然没能回家。当时我弟弟八岁，见证了最后的火化仪式。这次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烙印，死亡和火化是他深埋于心底的伤痛。现在是姐姐的火化：他从伦敦飞过去仍能看到一堆火。很快飞机要带他回到伦敦，也陆续载着其他家人去往不同地方。

我留在特立尼达参加几天后举行的宗教仪式，这是葬礼的一个环节。萨蒂不信教，和我父亲一样对仪式没有感觉。但她去世后，家人希望为她办一整套印度教的仪式，一点都不落下。

梵学大师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迟到了。听说他在火葬时也迟到了。他说自己太忙，累得看错了时间。然后他开始干活，需要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一个浅浅的土祭坛立在萨蒂家走廊的水磨石上。对我而言，这仪式的背景——郊区的楼房花园，还有街道——看上去太新了，显得奇怪。我的记忆仍停留在旧时，这样的仪式和乡村更协调。

梵学大师穿着丝绸长袍，盘腿坐在祭坛的一侧。萨蒂的小儿子面对着他坐在另一侧，他穿着牛仔裤和套头衫，这样一身便装也让我意外。在走廊上进行的仪式像是对火葬的模仿；但它使人联想到繁殖和生长，而不是人死后归于土地，化作各种元素。献祭和供养才是主题。在雅利安人的经典中总是强调献祭！

和很多印度教仪式一样，这套仪式也颇为繁复：在祭坛的何处放花，如何念经以及何时抛撒各种东西，这是祭司的一整套机械化程式。梵学大师指导萨蒂的儿子完成这一系列程序，告诉他向圣火祭上何物，手指向祭品时念“娑婆诃”，向火抛撒祭品后要手握拳说“舒达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