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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希望，这位所谓的布罗姆利勋爵阁下，能提前一天从山上滚到加尔各答来，帮我们“安排”一下，运这些又大又沉的箱子到该死的货运站去，我他妈的就是这么希望的。

加尔各答是个可怕的城市，夜晚走在路上，地上尽是吉卜林笔下“裹尸布里的死尸”，事实证明那些并非死尸，而是有些人把床单裹在身上，躺在小路上呼呼大睡，而且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一股味儿：有焚香味儿、香料味儿、人尿味儿、牛身上的味儿，密集人群中散发出的汗臭和呼吸的气味儿，这股气味倒是不会令人不悦，还有牛粪燃烧后喷出的烟雾中夹杂的芳香。每一个深色皮肤的男人都带着好奇、轻蔑或决然愤怒的目光，而女人们的眼神里则充满诱惑，魅力十足，甚至是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女人们，也从严严实实的黑色衣物里看我，在我看来，这样的眼神倒有几分性感。

这一天是1925年3月22日，很久以后才会进入酷热天气以及夏末的雨季，届时将会下起瓢泼大雨，不过，现在我感觉加尔各答的天气已经像一条湿乎乎的毯子，把我从头到脚卷在了里面。

起码这就是在这里待了两天半后这里留给我的印象。

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新奇。尽管去年我乘船穿越大西洋从波士顿到了欧洲，可在这次搭乘卡里多尼亚号从利物浦来到加尔各答的这五个星期航程中，我似乎体验到了千倍万倍的异域风情。最开始的那几天过得简直苦不堪言，海风大作，波涛汹涌，拖船好不容易才载着我们离开利物浦港，而且我惊讶地发现，我是唯一没有晕船的人。船只左摇右晃，船上的人仿佛是在进行一场完美比赛，而挑战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从甲处到乙处，然后向前，再向上到木甲板上。我每天都会在前后左右摇个不停的椭圆形木甲板上跑12英里，而我一点儿晕船的症状都没出现，可在这段航程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晕船症简直把让-克洛德和理查折磨得痛不欲生。

船缓慢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挺无聊的，到了西地中海又赶上了暴风雨，我只能在甲板下闷了一天，除此之外，这趟前往加尔各答的航程可谓一次愉快的经历。在科伦坡，我买了一些花边，并把它们寄给了我在波士顿的母亲和姑妈。这里是一个小镇，房子都是白色的，四周都是样子怪吓人的密林。一切都是如此新奇，我兴奋极了。而且我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前奏而已，只是当时的我对此没有充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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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的三支珠峰探险队都经由加尔各答前往正式起点大吉岭，不过，登山俱乐部珠峰委员会和该俱乐部创始组织皇家地理学会像赞助探险队一样，出资赞助代理人，让他们在加尔各答待命，分类整理成箱的补给和装备。如此一来，在登山者抵达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要么是已经装上了前往大吉岭的火车，要么是整理完毕，只待装车。

我们是一支秘密探险队，而且并不合法，所以自然不会有代理人在加尔各答等我们。理查负责支出布罗姆利夫人的钱，至少是在“雷吉表亲”在印度接手此事之前，财政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而且，很快理查就告诉我和让-克洛德，印地语“bandobast”一词为“安排”之意。很显然，在加尔各答，“bandobast”（加尔各答大部分人都说孟加拉语，而不是印地语，不过这个词依旧在这里沿用，我想这是因为在使用多种语言和多民族混合的印度，这个词差不多代表着一个人所周知的概念）与中东的“小费”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就算要做最简单的事情，都得使钱。

不过理查和马洛里等人一起参加过最早的两次珠峰探险，而且对探险队的大小事宜都很感兴趣，包括想在加尔各答办事就得付小费这种潜规则（我和让-克洛德只希望稍后在大吉岭和西藏，理查也能搞定一切），所以我们到达加尔各答的第三天下午，那12个沉重的大箱子便从码头运到了火车站货运站。箱子里除了有从欧洲带来的必需品外，还有很多理查的优质新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