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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独自一人出发的，还绕了道。”奥德尔说，“我想再研究下周边的地质情况。”

另外四个著名的登山家笑了。奥德尔对地质痴迷，即便在27,000英尺高的珠峰也不例外，俨然成了另外几个幸存者的开心果，否则，他们定会十分忧郁。

“我告诉奥德尔，在返回的途中，如果他能带上我们的运输官E.O.谢比尔，绕道100英里也没什么关系。”诺顿说，“西藏山区有土匪，至少谢比尔会说藏语。”

奥德尔看着上校。“爱德华，一个星期后，谢比尔向我承认，你曾警告过他，说什么我们这次探险结束后，他再也不想看到我。我记得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亲爱的谢比尔，你可能永远也不想再见到奥德尔。’”

诺顿上校低头看着酒杯，颧骨上红晕的颜色似乎更深了。

“但我跟谢比尔在一起的时候，每天对地质勘探十分感兴趣。”奥德尔继续说，“我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靠。多亏了探险队的大部分成员在高里三喀峰背阴下的绒辖河谷休整了十天，我们及时在大吉岭跟探险队会合了，哈泽德带着塔帕和挑夫刚刚从新绒布的地图勘探中回来。”

理查从马甲口袋里掏出表，瞥了一眼，说：“现在只剩下几分钟了，你们马上就要去参加晚宴了，我的朋友。坦白说，现在我完全不知道珀西瓦尔在哪儿了，更别提梅耶和西吉尔了。《泰晤士报》完整地报告了马洛里和欧文的遇难事件，同一个星期，这份报纸也报道了布罗姆利勋爵和梅耶在珠峰死亡的事件。我相信你肯定从大吉岭将这份报告用电报发了出去。如果4月24日，也就是你们探险队往南前往珠峰的那天之后，你们再也没见过布罗姆利勋爵，同时布罗姆利继续往西走，那会怎样……”

“真是十分抱歉，理查。”诺顿上校说，“我们说得特别乱，但我们当初听到有关布罗姆利勋爵死亡消息的转述时就已经比较凌乱了。我跟你解释一下，就在约翰・哈泽德和哈里・塔帕即将到达西绒布地区进行勘探的时候，一些宗教朝圣者遇见了他们，并通过哈里・塔帕的翻译跟他们说，说什么有两位英国先生在定日镇，一个叫布罗姆利，另一个不会说英语的‘英国人’叫梅耶，他们租了六头牦牛往南边去了，再往东沿河去了卓布山口，然后往南去往绒布冰川和珠穆朗玛峰。”

“你确定藏人是说布罗姆利和梅耶一起往珠峰去了吗？”理查喝完了威士忌，将杯子小心地放在挨着他椅子旁边的餐桌上。

“是的。”诺顿上校说，“哈泽德和塔帕往回朝东北方向，朝彭拉山口和协格尔镇去的时候，两个往绒布寺方向去的朝圣者也跟他们说了同样的话。不过，他们强调说还有七个‘不会说英语的英国先生’，说他们在布罗姆利和梅耶离开后，开车抵达了定日镇，但他们很快又离开了村子，往东南方向而去，像是去追赶布罗姆利了。”

“这也太奇怪了。”理查说。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诺顿继续说，“哈泽德和塔帕还真看见了布罗姆利和梅耶。而且还看到了跟在他们后面的七个人。”

“约翰・哈泽德现在在哪儿？”让-克洛德说。

约翰・诺尔的左手下意识地摆了摆。“哦，可能是回印度帮政府绘制地图了吧。”

“那哈里・塔帕呢？”理查问道。

“也在印度绘制地图。”诺顿上校说，“但并没有跟哈泽德在一起。”

“你能告诉我哈泽德看到什么了吗？”理查问道。

这时，辛斯顿开口了，我感到脖子和后背发紧，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可我们还没有获得想要的重要信息。

“哈泽德和哈里往东北方向去了，他们刚爬上一条古老的商队路线，往彭拉山口走去，那时，眼尖的哈里说看到两队人正骑着马往南去。大概在离他们几英里远的地方，但那天天气特别好，哈泽德说他们看到珠峰上的烟雾比以往都要多，雪如同浪花一样往方圆30多英里远的地方扩散开来，一直飘到我们东边的山峰上。实际上，哈泽德和哈里还特意拐到附近的山上，这样哈泽德就能用军用望远镜证实自己看到的情况了。哈泽德说两个人在最南端，他说他确定看到了布罗姆利勋爵从大吉岭带去的藏马和骡子，而且后面还一路跟着六只牦牛，七个人坐在更高大的马上，离他们后面有几十英里远，也许骑马都需要五个小时或者七个小时才能赶上他们。哈里说他们坐的马更大，不是藏马，要么就是又高又大、长着粗毛的蒙古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