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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骑马去过布罗姆利勋爵的营地一两次，”诺尔・奥德尔说，“当时探险才刚刚开始，就在我们翻过加里普山隘口进入西藏后不久。小珀西瓦尔看起来挺喜欢独处，对我的来访不温不火，但等到我坐在他的火边时，他看起来又相当友好。我很担心他的健康，你也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得了痢疾，开始出现高原反应——但布罗姆利的情况却非常好。每次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都很好，精神劲儿十足。”

“他跟着你们从协格尔镇到达绒布冰川脚下的大本营吗？”理查问道。

“当然不是啦。”诺顿上校说，“我们转向南边，朝珠峰去的时候，布罗姆利继续往东，走了12英里到15英里去了定日镇。后来我们再没见过面。感觉他打算过了定日镇，继续往东走。你也知道，理查，那里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勘探过。我记得1922年你跟我们去过那里，当年，就折腾得够呛。”

“是的。”理查答道，也没再详述当时的情况。

“当初在他们家族的茶园时，”辛斯顿医生说，“我感觉小布罗姆利去西藏是跟人见面的。感觉他带的食物和装备只够走到协格尔镇那头某个地方，去那个约会地点似的。”

“那他的登山装备呢？”理查问道，“布鲁诺・西吉尔曾经告诉德国媒体，布罗姆利爵士和另外一个人是在珠峰上葬身雪崩中。你们有没有看到布罗姆利勋爵带了登山装备？”

“带了些绳子，”诺顿说，“在西藏，绳子总能派得上用场。但他带的绳子不多，攀登珠峰肯定不行……而且食物也不多，没有帐篷，没有普里默斯气化炉，甚至没有足够多的东西上三号营地……肯定没办法上到北坳……更别说上到五号营地或者登上北壁了。”

“这个叫布鲁诺・西吉尔的……”理查说。

“是个骗子，”诺顿上校说，“对不起，理查，我不想这么无礼的。但是，西吉尔跟媒体说的一切全是一派胡言。”

“所以，你从没见过西吉尔或者另一个德国人，包括那个跟布罗姆利勋爵一起遇难的梅耶吗？”理查问道。

“我们在山上或者冰川上的时候，方圆1000英里的地方都没听说过任何德国人。”诺顿上校说。他高耸的颧骨上泛起了红晕。我现在才想到，这杯苏格兰威士忌可不是他今天晚上的第一杯酒。要么是他的酒劲上来了，要么就是诺顿想到今年在试图登顶珠峰期间他们周围有德国人，感到十分愤怒，难以忍受。

“坦白说，我都被搞糊涂了。”理查说，“你们的探险队最后撤出大本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是6月16日吗？也就是马洛里和欧文失踪八天后，对吗？”

“没错。”奥德尔说，“我们让最疲劳的登山者休息了，然后为马洛里和欧文，以及1922年失踪的挑夫立了碑，但16日下午，我们最后一批人离开了绒布河谷。当时除了我之外，探险队的其他成员身体状况都很糟糕，真是很奇怪：比如大伙儿的心脏均出现了问题，诺顿上校患上雪盲后还留下后遗症，大家都生了冻疮，身体极度疲劳，而高原反应不断，头痛。所有人都不停咳嗽。”

“在山里的时候我也咳嗽了，差点儿没要了我的命。”霍华德・萨默维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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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分批撤离时，部分人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糟糕，大多数跟诺顿上校一起去勘探了以前从没去过的高里三喀峰下面的绒辖河谷，我们去往那里是征得当局同意的，在低海拔的地方休整十天后，我们艰难地回来了。”

“我必须把胶卷带回来，于是，我径直带着挑夫和骡子返回大吉岭。”诺尔上尉说。

“我们的制图师约翰・瓦斯・哈泽德希望将你们1921年探险时去过的地方调查完，理查。”诺顿上校说，“我们同意他陪同印度勘探人员哈里・辛・塔帕前往西绒布地区几天，6月16日，他们带着几个挑夫往西去了，我们跟两人道了别，那天，我们大部分人往北边和西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