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五章 论维吉尔的诗（第4/30页）

虽然把自己的过失如此公布于世有些冒昧，但无需担心这些事会成为榜样被后人仿效，或成为惯例被后人依循。因为亚里斯通说过，人们最怕的风是能吹走他们的蔽体之物的风。所以还得找回那块愚蠢的遮盖世风的破布。有些人将自己的良心送进了窑子，却保持一副正人君子的姿态。连背信弃义者和谋杀犯也赞成冠冕堂皇的法律，声言遵守法律是他们的义务。不管如何，总不该由不公正来控告不文明，也不该由狡诈来责怪鲁莽。令人遗憾的是，坏人并不同时又是傻瓜，他可以用体面来掩饰自己的罪恶。然而这些美丽的饰物本该镶嵌在光洁无瑕的白壁上，这样的墙壁才值得保养或粉刷。

胡格诺分子指责我们的忏悔在私下里进行，而且只能耳闻，有鉴于此，我的忏悔便面向公众，虔诚而坦荡。圣徒奥古斯丁、奥利金和伊波克拉特曾公布过他们言论中的错误；我呢，还公布我道德品行中的过失。我如饥似渴地要让世人了解我，了解得多深，于我倒无关紧要，只要是真实地了解；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不渴望什么，只是非常担心被那些有机会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张冠李戴，把我看成另一个人。

有的人为荣誉和功名竭尽全力，他们戴着面具在社会舞台上表演，把真实的自我掩藏起来不让公众了解，这种人究竟想得到什么呢？夸奖一个驼背说他身材好，他会认为这是侮辱。倘若你是个胆小鬼，而人们尊你为勇夫骁将，难道人家说的是你吗？人家把你当成另一个人了。某人见别人对他频频敬礼致意便喜不自胜，其实是因为人家把他这个最无足轻重的人当成一群人的头领了。马其顿国王阿盖拉于斯一天在街上走时被人泼了一身水，目睹者都说国王应该惩办那人。他说：“是的，不过，他并没把水倒在我身上，而是倒在他以为我是的那个人身上。”某人警告苏格拉底有人在诽谤他，苏格拉底回答说：“他诽谤的不是我。因为他讲的那些东西在我身上丝毫不存在。”拿我来说，谁若称赞我是个优秀的船只驾驶员，夸我很谦虚，或很洁身自好，我是不会领他的情、向他道谢的。同样，谁若骂我是背信弃义者，是窃贼或醉鬼，我也不会自认为受到冒犯。缺乏自知之明者才会为虚假的称赞而陶醉。我不会，因为我看得清自己，我研究自己直到最深处，我知道什么属于我，什么不属于我。我宁愿少受些赞扬，只要能被世人正确地认识。人们可能认为我在某件事中表现明智，而我也许恰恰认为那是愚蠢。

我的《随笔》只是贵妇们的一件共同的摆设，而且是客厅里的摆设，我为此颇为烦恼；但是这一章可能把我引进她们的内室。我喜欢与她们作亲密一些的个别交往，因为公众是无好意也无趣味的。我们在告别将要抛开的东西时，往往过分夸大我们对它的情意。我现在正向社交界的游戏作永远的告别。这是我与它们的最后拥抱。不过还是回到我们的本题吧。

生殖行为是极其自然，极其必要，极其合理的，但它究竟对人类干下了什么，使得人们不敢坦然谈它，并把它逐出严肃、正经的话题呢？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杀”、“偷”、“叛卖”，为什么碰到“生殖”这个词，就只敢在齿缝里嗫嚅呢？是否意味着我们嘴里愈是少吐出这个词，就愈有权利在头脑里扩大它的位置呢？

那些使用得最少，写得最少，说得最少的词，倒是人们知道得最清楚，了解得最广泛的词，这是合理的事。无论哪个年龄的人，也无论哪种风俗习惯的人，没人不知道这个词，正如没有人不知道面包。它刻印在每个人的心里，只是未被用声音和形象表达出来。同样合理的是，生殖行为被我们用沉默包裹着保护起来，因而把它从沉默中拉出来——哪怕是为了谴责和审判——就成了罪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只敢以代用语或绘画的形式来鞭笞它。一个罪犯十恶不赦到司法不愿碰他也不愿看见他的程度，这倒是对他极大的恩惠；惩治的严厉反使他自由了，获救了。书籍不也如此吗？因为被禁，反变得更为家喻户晓，更为畅销了。至于我，我要抓住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他说，给青年人当装饰品，而给老年人当指责词是可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