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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楼下，对着夜风小声诉说着我的困惑，我弄不清自己该写些什么，有价值的书写不出来，没价值的书不爱写，写骗人的天书我又不情愿，这是我的毛病吗？老实说，只有夜里我才这么想这件事，白天，我宁可把这个毛病当做我的优点，我走着，走着，内心深处的思想斗争像哈姆雷特那么激烈，一会儿，我劝自己，写吧写吧，该蒙就蒙，该骗就骗，反正读者都说自己不是傻子，另一会儿，我又鼓励自己，别妥协，别学坏，要诚实，什么都别写，就这么呆着，看懂别人的笑话就够了，不一定非要自己也变成笑柄之后才算有资格说我看懂了。

当我写剧本时，内心可没有这种不安，我认为剧本只是我谋生的工具，我知道，我写的剧本在播出后不久就会销声匿迹，而且，剧本是集体骗钱项目，想到电视台、制片人、广告商、名演员、导演都比我骗得更狠，我便会心安理得，可写书是单干呀！在东高地我的小屋里，我坐在电脑前，惶惶不安地思前想后，浪费了大量时间，最终也没有得出什么正经八百的结论，在我东想西想的时候，地球、收费电表、太阳之类的东西照转不误，每一个清晨都抢着来向我报告时间的流逝，我的身体也每况愈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再适合衣不遮体、风餐露宿、沿街乞讨，追随犬儒主义的生活方式了，我的前辈，那些愤怒专家，比如鲁迅、叔本华之类的人也没有给我做出愤而自杀的表率，因此，我不得不学着他们，一边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一边骂骂咧咧地写文章，实际上，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私下里，也不想像他们一样没出息，但我与他们一样，由于缺乏能力，无法在世间干点实事儿，因此只好像他们一样忍气吞声地写我的名著。有时，我还感到有点幸运，比如，我看了凯鲁亚克的日记，发现作为一有色人种，工作压力很小，因此混起来要好受得多，我知道今生今世想赢得像梦露、伊莎贝尔。阿佳妮之类的白种靓女是痴心妄想，因此也就能坦然面对我的命运，但如果是白人，即使想通过写写文章出人头地这么一点小事也要面对无数聪明前辈，凯鲁亚克就被他的前辈压得喘不过气来，经常偷偷对着窗外闪过的姑娘大腿发出无奈的叹息，实在是把他馋得够呛，难怪日子过得那么颓废，要知道，对于像福克纳之类本国农民作家，或是海明威、诺曼。梅勒之类的粗人，凯鲁亚克也许有点办法，但欧洲的一系列作家却令他望而却步，要知道，他是一个空怀一身梦想的天真的美国白人呀。

在我对某事犹豫不决或毫无办法的时候，特别希望得到一些实事求是的帮助，不幸的是，在我周围，能做出这种帮助的人完全没有，相反，倒是那些假忠告满天飞，比如，有一夜，我的情欲突然来临，且愈演愈烈时，我打电话问一个朋友该怎么办，他既没有妓女的电话向我提供，也没有姑娘发给我，倒是向我大谈特谈左手右手在手淫方面的不同用途，这类废话在他看来，恨不能当新闻使，至少，也应算是生活小窍门儿，可却对我毫无用处，就像面对一所燃着大火的房子，你叫不来消防队就别提什么自己动手，杯水车薪，因为说也没用，97年我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我只好自己摸索着行动了。

首先，我加紧写我的名著，到现在我也坚持认为，学习诈骗也应该从头学起，很多人看到萨特成功以后的嚣张，却没有注意到他在咖啡馆里伏案写作所受的洋罪，你不能手拎一本写得不三不四的破书就四处招摇，那样太容易被识破，怎么你也得有10来本才行，这十来本还不能千篇一律，总得有点变化，不然自己写着也受不了，像阿加莎。克里斯蒂那样实诚而耐心的人毕竟很少，就是科波拉那样的粗人还知道又拍《教父》又拍《对话》呢，他抄《黑暗的心》时，没有把片名误写成《过去启示录》算他清醒，要不然，笨蛋影迷怎么会发自内心地觉得他好，而不回头看看康拉德的小说被他歪曲成什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