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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开始进行调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找出陈梦家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为时已晚。他的故事随着一场场过去的政治运动消失，而他属于失落的一代：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在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苦苦挣扎。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它的发展由新生的中产阶级推动；实用主义取代了以前的理想主义。如今要紧的是新兴的城镇和大批的移民——像艾米莉和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这样的年轻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中寻找着自己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记者，年轻也很有帮助。这份工作需要活力和自由；你必须跟得上每个人急匆匆的脚步。我是轻装上路：没有家庭，没有永久的居所，没有办公室。我的办事处就装在袋子里——一个图章和一些简单的执照。

但追查陈梦家的故事越久，在过去的回忆中搜寻越久，我就越欣赏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们要逃离战争、饥荒和政治，他们尝试着调和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而他们的一点理想主义火花则以某种方式幸存了下来。我在艾米莉和威利这样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尽管身处这个实用主义压倒一切的时代，他们仍然在乎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而上一代人的人已经以某种方式获得了自身的安定。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到了憩息，从他们身上感到了一种平静。每次采访完一位老人以后，我返回到日常的世界——一座座一夜之城，一个个爆炸性的新闻，都拥有了一种新的视野。所有这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消逝。

每位长者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回忆。石教授在台湾耐心地工作，研究着他以前在安阳所做的考古记录。王军用马尼拉纸做的文件袋收集一个老妇人的谎言；梦熊则加入了共产党。李学勤攀登上了学术生涯的巅峰，但他并不曾让骄傲冲昏了头脑，以至于能毫无愧色地面对年轻时写下的对陈梦家的批评稿。而赵老先生——有时，当别人控诉他不尊重他的姐姐、也不尊重他已故的姐夫时，我就会想，也许四合院的拆毁是冥冥之中对他的某种报复。

但每个故事都有种种的见解，在北京，我也和陈梦家以前的一个学生王世民见了面。赵老先生和上海博物馆为陈梦家的明朝家具谈判时，他曾充当两者的中间人。王世民说，没人有资格责怪赵老先生因为那批家具而接受了博物馆的钱。“他有权这样做。”王世民告诉我。“坦白说，其他人不应该为此说三道四。”我明白他的观点：与其试图找出谁做错了什么，不如去理解政治运动如何破坏了生活、友谊和家庭——这些要重要得多。我也理解赵老先生为什么宁愿打网球，而非沉浸在那些可怕的回忆里。对于那一代人来说都是这样——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幸存者有其他的反应。过去那些历史性的事件令人难以想象，它们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而人们对此的反应完全是能让人理解的。从过去中复原，尽管存在着各种方式，都是人的直觉而已。

但我特别敬重巫宁坤对此的平静。他的回忆录并不是畅销书，但他理顺了他的过去。对于任何作者而言，那就是写作的根本动机，特别是对那些遭遇了不幸的人们。写作可以模糊真相、困住在生的人，它可以具有破坏性，也可以具有创造性。但对意义的搜寻，则有了一种超越一切瑕疵的尊严。

在我们的谈话中，老人提到，他对他的人生没有遗憾。“如果他们没有搞文化大革命和反右运动，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出色的学者。”他说：“我可能会写出几本关于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的书。但那又如何呢？这些书已经很多了。《一滴泪》这种回忆录也许更重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