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E 一尊青铜头像（第4/6页）

徐朝龙是个接受过正统训练的小提琴家。他在教中国弦乐器——二胡的课上，遇到了他如今的日本妻子。他的日语读写能力都非常好。他在考古学方面发表了8本著作，主要都是关于长江流域的内容；这些书都是用日文写作并发表的；还没有一本被翻译为中文。徐朝龙说，他太忙了，自己没时间做这样的翻译工作。从1998年开始，他进入日本京瓷公司工作，这家日本公司是生产手机、相机和复印机的。如今他用业余时间做考古研究。

其他学者对徐朝龙的看法各不相同，主要取决于这些学者的国籍。有些年轻的中国考古学家说，徐朝龙做生意的原因，只是为了取悦他的日本老婆。外国考古学家们说，徐朝龙对中国国内考古这一领域的狭隘和保守感到灰心失望。无论是中外的学者，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徐朝龙对四川的热爱既是他做研究的灵感源泉，也成了他的一个局限。他是个地区主义者。像贝格利这样的外国教授说起三星堆时，总是用到文化和政治的术语；而徐朝龙的词汇却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这就是成长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年轻人。

我和徐朝龙见面时，他给我看了他出版的其中一本日文书，书名是“第五大文明”。

“按照传统的说法，古代四大文明分别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谷和黄河流域。”他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稻米的重要性：全世界都吃稻米。然而，稻谷产区所产生的文明，还没有获得承认。事实上，绝大多数现代中国的领袖，都来自稻米产区。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朱镕基，李鹏，胡锦涛——他们全都来自中国南方。从清朝覆灭以后，南方人就领导着这个国家。”

“北方人控制了中国两千年，这当然对考古学采用的方法有影响。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华文明不只一个中心。古代有两个文明中心，最后合为了一体。”

我们坐在一间极简风格的日式房间里。房间内有四张沙发、一个桌子、几朵绢花和一棵塑料仿的棕榈树。房间没有窗户，雪白的墙壁上也没有悬挂什么东西。当徐朝龙说话时，房间里的温度好像升高了起来。他快速地说着中文，语句短促清晰，随着采访的深入，他显得谈兴更高了。他不安分地改变着坐姿，又把手指关节弄得啪啪响。他说话语速越来越快。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色衬衣，打着一条蓝色和金色相杂的真丝领带。金色边框的眼镜。金银色相杂的劳力士表。我问他，为什么要在京瓷公司工作。

“我原来在国际研究中心做的一个日本研究项目，是由这家公司赞助的。我研究的是长江流域的文化。不久之后，这家公司的老板跟我说，我有做生意的头脑。他说我可以做海因里希·施里曼——那个德国人发现了特洛伊古城。施里曼既做生意，也做考古研究。我的老板说：‘你可以成为施里曼’。”

“这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期：经济在变化，政治也在变化。这个变化的力量从何而来？从南方。重新发现长江流域的稻米文化，将对中国经济的改变产生重大影响。为什么应该由南方带领中国经济？因为过去就是这样的。长江流域并不是一片蛮荒之地。”

“关键词是：稻米。33%的世界人口靠吃稻米生存。这种庄稼的发源地应该被看成是伟大文明的发源地：我们称它为稻米文明。而黄河流域则是小麦文明。”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徐朝龙再次对我说，政治扭曲了中国的考古学。“过去，对领导者来说，政治控制权的集中是很重要的。”他说。“不过如今这是个经济主导的世纪，而不是政治主导的世纪。经济的威力正在显现，它会改变权力的概念。江泽民最近参观了三星堆的青铜器，我从一个朋友那儿得知，江对那些青铜器很感兴趣。看看政府里其他的官员吧：为什么那么多领导人都来自南方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古老文明，而且他们需要去发现它，去探索它。一旦他们探索出他们的过去，人民就会有更多的自信心。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权力去发展经济；在政治体制里说话也更占分量。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不可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