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周年纪念

2000年10月26日中午12时50分

是纪念日前一天传来的消息。是一封发给外国记者的加密邮件：

10月26日，广场上将有一场大规模的集会。其中一个高潮将出现在下午一时左右。在国旗和纪念碑之间的地方。这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聚会……在我们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再出现如此盛大的聚会了。祝您一天愉快！

一个身在北京的Falun功拥护者发出了这个消息。他是个电脑专家，知道如何掩饰自己所写的电子消息的轨迹，他总是很小心地对信息加密。然而，在网吧监控之下，他注定将要在两年内被捉获，然后遣往劳改营。不过从电子邮件的口气里，你不会想到这个“集会”可能涉及的内容，也不会想到邮件的作者正处于危险之中（“祝您一天愉快！”）。他所用到的“聚会”这个词则格外让人感到困扰。一整年来，抗议活动不断升级；一个个日子就如同是某种残酷的牺牲仪式，不断累积着。4月25日的抗议活动后接着就是5月11日，那是Falun功创始人李洪志的生日。 5月13日随后（Falun功组织成立的周年纪念）。然后是7月22日（设立第一条反对Falun功法律的周年纪念）。10月1日则标志着人民共和国走入51周年。

每个周年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上都有人举行抗议活动，参加者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外国记者们溜到旅行团的人群里，从来不做笔记；通常我们只是闲站着，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观察并用脑子记住发生的事。摄影记者就要更有谋略了。我们通讯社的摄影记者开始在脖子上挂两台相机，有时候他挂三到四台，那些照相机总在他脖子底下摇晃着；同时他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小的数码相机，从臀部后面拍照。他被警察拘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而且警察会成功夺去他那些显而易见的相机的胶卷，在此之前，那部数码相机就藏在他的口袋里了。不管怎样，相关照片总会登载在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上。

抗议者也变得更老练了。他们仍然遵循其基本原则：如果警察讯问他们问题，他们总是会如实告知他们的信仰。不过，他们会想方设法到达天安门广场，而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有时他们戴着廉价的棒球帽，那是中国国内旅行团游客常戴的帽子；他们也常常会买一些小小的中国国旗，就像为祖国自豪的外省人初次来到首都时所做的一样。不过，他们无法隐藏的一个事实是：他们缺钱。看起来他们都是普通的平民：很多人在国有工厂或共产党时期的单位里工作了一辈子。退休的人常常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吃了苦头：原来的工厂要不就破产，要不就易手了，他们得到的退休金金额很低，或者干脆就没有。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改革开放是一个艰难时期，他们中的好些人在Falun功中获得了安慰，这不足为奇。在天安门广场上，你常常可以通过衣着辨认出这些人：廉价的衣服，廉价的鞋子，廉价的棉袄。很少会看到一个穿着体面地抗议者。绝大多数的抗议者都是女性。

他们的抗议活动策划得更精心了。偶尔，策划中包括了确定的时间——每个人都在同一时刻行动。他们把手臂举过头顶，有时会展开他们的横幅，横幅上写着Falun功的三个基本信条：真、善、忍。他们把传单仍向空中。从5月开始，他们开始撒菊花的花瓣，因为黄色是幸运的颜色。随后，警察会把花瓣全部清除干净，似乎那是一种邪恶的东西。

警察则没什么改进。 他们还是例行公事：便衣们仍然粗暴对待抗议者，下手残忍而又毫无意义。有时看起来就是一种纯粹的暴力展示而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例行公事一次又一次上演，你就开始意识到，这些便衣只是一些愚昧无知的人。就像那些抗议者一样，他们来自一个外观可以辨识的阶层；这些人是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工作的中国青年男子。他们的长辈可能在改革开放时期感到了思想上的虚空，而他们却只是一群纯粹的失败者。他们错过了新经济形势下的各种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