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D 来自乌龟的话

地下之城和很多其他安阳出土的文物一样，是依靠书写记录的力量重新发现的。20世纪以来，安阳成了整个中国挖掘最为细致深入的地区，而所有的出土文物都可以回溯到甲骨文的时代。很多代的中国人，那些揣着地图的考古学家和拿着洛阳铲的农民，他们都来到这里，四处寻找东亚地区已知的最古老文字。

这样的搜寻始于一场灾难：一个羸弱的男人，一个羸弱的国家。1899年，北京，王懿荣的一个亲戚患了疟疾，医生开了一条中药的药方，其中一昧药是“腐朽的乌龟壳”。他就从当地药方里买了一个老乌龟的壳。要把它磨碎做药之前，有人留意到龟壳上面有些符号，看起来像是古代中国的文字。人们就把龟壳拿去给王懿荣看。王懿荣是清政府的官员，任国子监祭酒（注：清朝最高学府的校长），也是研究古代铜器铭文的专家。他开始研究那片龟壳，然后还去药店把其他的龟壳也买了回来。

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关于疟疾的故事是不可信的，对于重新发现甲骨文的确切日期，他们也是争论不休。不过，王懿荣是第一个正儿八经地收集刻字龟壳的人，这点是毫无争议的。他也确实是在北京的药铺里买到那些龟壳的——那时还叫做“龙骨”。学者此时开始管它们叫“甲骨文”，意为“刻在龟壳和骨头上面的文字”。

甲骨文被发现的时间很不凑巧。它们出现在19世纪末期，那时鸦片战争已结束，中国的清朝帝国正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一步步走向瓦解：缅甸北部和九龙割让给英国，东都和安然（注：都位于越南境内）割让给法国，朝鲜和台湾割让给日本，满洲割让给俄国。德国人获得了采矿权，法国人得到了建造铁路的特权。美国人表面上宣布放弃帝国主义霸权，他们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听起来对中国有利，不过实际上他们和其他入侵者也是一丘之貉。中国涌来了更多的外国传教士，更多的外国商人。到19世纪末，山东境内民众反外的仇恨，促使一伙底层的农民和劳动者纠集起来，成了一个叫“义和团”的组织。“义和团”，就是为正义组织集合起来的打手。这些人针对外国传道士和中国基督徒，以他们为攻击目标，有些人成了暴徒和杀人犯。暴乱在整个国家蔓延开来，清政府应付式地做做镇压的样子。但实际上对民间爆发的这种愤恨情绪，很多清朝官员暗自感到高兴。

在如此不稳定的时局下，王懿荣仍然在解译甲骨文的工作上取得了迅速的进步。这就是甲骨文的神奇之处：从重新发掘的那一天起，它们就可以进行解译。不像古埃及文字，好几个世纪都无法辨识，直到罗塞塔石出土以后情况才改观。中国文字是现今仍然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系统，而王懿荣猜测，这些龟壳可能会让中国的书写历史回溯到更早的时候。他认为这些甲骨文出现的时间是在商朝，19世纪的外国学者们称这个时期是“虚构的”，因为除了一些铜器上刻的铭文以外，当时还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商朝的书写记录。

然而义和团比王懿荣的行动要更快。他们屠杀了不少传教士和外国工程师，切断了电报线路，炸毁了火车轨道。到了1900年夏天，开始有外国军队在通商口岸聚集，与清政府的势力冲突不断。到了6月份，清朝终于和义和团站到了一边，向外国势力宣战。在首都，暴民们包围了教堂和大使馆区，外国人都躲在这里面。

作为清朝的官员，王懿荣接到的命令是担任北京一群义和团人士的指挥官。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差事。他知道清朝的力量不堪一击，不过他也知道职责比理性更为重要。8月14日，基本由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组成的外国联军，一共两万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外国联军从东面进入这座城市，慈禧太后和年轻的皇帝向西逃亡，奔向西安。然而对王懿荣来说，“逃亡”不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内，“受辱”也不在。在城中心附近的锡拉胡同里，这个学者喝下毒药，跳进井里。和他一起自杀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他大儿子的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