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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马龙几乎都没有意识到老法官在自己房间里，他就听到一个声音，有一个大汗淋漓的身影。然后他才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在他耳畔嗡嗡响着，他却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什么白人黑人同校……还有最高法院什么的。这些名词和想法在他脑子里游荡，但意思已经模糊不清。最后马龙对法官的爱和友谊让他从死亡线上又转回来。他听着收音机，玛莎把它打开，但是因为里面正播放着一首舞曲，玛莎把音量调到很低。这时开始插播一条新闻，又宣布了最高法院的决定。在播报之前，开始转播老法官的演说。

在广播电台的隔音间里，法官抓住麦克风，显得非常专业。但是尽管在来的路上他一直在准备这次演讲腹稿，但是现在他却还没有构思好。他的想法杂乱无章，太难以置信，他无法调度好抗议活动的宣传工作。这些想法太富有激情了。他义愤填膺，带着挑衅的态度——也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发生中风，或者更糟糕的事情——法官站在麦克风面前，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那些话——那些粗鄙的语言，诅咒的恶语都不适合在电台说——只能在他心头翻滚，但那样的话就不是具有历史性演讲了。现在他脑子里唯一记起来的就是在法律学院里背诵的那篇演讲词了。隐约地，他知道自己要讲出来的话和他本来的意识背道而驰，他也别无选择，只有单刀直入。

“八十七年前，”他开始说，“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她受孕于自由的理念，并献身于一切人生来平等的理想。如今我们卷入了一场巨大的内战，以考验我们国家，或任何一个受孕于自由和献身于上述理想的共和国是否能够长久生存下去。”

播音室传来扭打声，法官用激愤的语气说：“为什么捅我！”但是，他既然已经开始在做这篇历史性的演说，就不容易停下来了。于是他更大声地继续说下去：

“我们聚集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战场上，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土地奉献给那些为使这个国家生存下去而牺牲了的烈士们，作为他们最后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是非常正确的。”

“我说，你别再捅我了，行吗？”法官又大声嚷嚷起来。

“但是，大而言之，不是我们奉献了，圣化了，神化了这块土地，而是那些活着的或者已经死去的、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英雄们使得这块土地成为神圣之土，它们远超于我们的力量，我们无法使其神圣增减一分。世人不会注意，也不会记住我们在这里说什么……”

“天哪！”有人在喊着，“切断！”

老法官站在麦克风前，他自己的声音在耳畔回响，那些在法院敲着木槌的日子又都回到脑海中来。想到这些让他自己都震惊，他几乎难以自持。但是他立刻大叫起来：“我的意思和这个正相反，完全相反！不要切断！”法官急促地请求着，“请不要把我切断。”

但是收音机里已经传来另外一个人的声音，玛莎关上电台。“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玛莎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没什么，亲爱的，”马龙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然而现在生命气息正在离他而去，在通往死亡之旅上，生命呈现出一种秩序和简单的样式，马龙以前从没体会过。脉搏和生机已经找不到，也不需要了。生命原始的布局安排显现出来。最高法院的同校裁决跟他有什么关系？什么都跟他无关了。即使现在玛莎把她所有的可口可乐股票都放在他床头一张一张数，他也不会抬头看一眼。但是他仍有一个需要，于是他说：“我想要杯冰冷的水，里面不要加冰块。”

然而，就在玛莎把水端到房间来的时候，缓慢地，轻柔地，没有一丝恐惧和挣扎，生命的气息离开了马龙。他死了。在马龙太太看来，生命的消逝就像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