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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马龙停止了喋喋不休，他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了，想到自己无法预测的未来，马龙开始哭泣。他用一双大手捂着脸，竭力抑制着，那双手因为长期接触酸性物质而显得粗糙。

医生看着桌上他妻子和孩子们的照片，仿佛要从中得到指点似的，他轻轻地拍拍马龙的膝盖：“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事都不是没有希望。科学每个月都有新发现，发现战胜疾病的新武器。也许很快他们就会发现控制疾病细胞的方法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尽办法延长你的生命并让你尽量舒服。这个病还有一个好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说‘好处’的话——那就是不会有太多疼痛。我们会尝试一些可行的办法。我希望你能尽快住进市医院去做全面检查，我们给你输血并照X光片。也许这可以让你感觉好受很多。”

马龙努力控制着自己，用手绢拍拍脸，又往眼镜上哈了口气，擦着镜片，然后重新戴上。“对不起，我想我太脆弱了，心里有点儿乱。你说让我什么时候去医院？我想我随时都可以。”

第二天一早马龙就去了医院，并且在那里住了三天。第一个晚上医生给他注射了镇静剂，他梦见海登医生的手，还有桌子上的裁纸刀。醒来时他记起前天在医生诊所里让他产生耻辱感的困扰，那种困扰冬眠在他心头，现在他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了。并且头一次弄明白原来海登医生是名犹太人。他记起一件事，这个记忆如此痛苦，他真该把它忘掉。那是他在医学院的第二年，他考试没通过，不得不退学。那是北方的一所医学院，班上有很多犹太学生。他们都很刻苦，成绩都在平均分以上，没有留给像马龙这样的“平庸”学生一点儿机会。犹太学生把马龙“挤”出了医学院，毁了他当医生的前程，他只好改行学了药理。

大学时在马龙座位斜对面有一名犹太学生叫列维，他有一把很锋利的小刀，上课时他老是玩这把小刀，影响马龙集中注意力听讲。这个学生成绩都是A+，他在图书馆每晚学到很晚，有时直到关门。马龙觉得列维的眼皮也偶尔会跳一下。当马龙发现海登医生是犹太人后，马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重要，他真纳闷自己怎么会忽视了这么多年。海登是个好客户，也是个好朋友——他们在同一栋楼里工作，这么多年，几乎天天见面。怎么自己会没注意到呢？也许是海登的名字不是很“犹太”——他叫肯尼·黑尔。马龙觉得自己并没有偏见，但是当犹太人用一个好的像盎格鲁-萨克孙这样的名字时，他就感觉有些不妥。马龙记起海登的孩子们有鹰钩鼻，也记起有一次看到他们全家星期六去犹太教堂。

马龙看到海登医生正向他的病房走来，他看着医生感觉有些恐惧——尽管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也是他的老客户了，他还是不舒服：不仅是因为海登是名犹太人，还因为他活得好好的，他和像他那样的人都活得好好的，只有马龙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一年或者十五个月就得死。马龙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偷偷地哭。在医院里他整天睡觉，要不就看推理小说，看了许多。当他出院的时候，他的脾的确小下去不少，但白细胞没什么变化，马龙无法设想几个月以后自己会是什么情况，他无法想象死亡的样子。

不久，马龙又被无边的孤独包围，尽管他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没有告诉妻子自己得病的事，因为他害怕因这个不幸而找回他们以往的亲密关系。那种结婚后对激情的渴望，在为人父母之后就随风而逝了。女儿艾琳上高一那年，儿子汤米八岁。妻子玛莎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女人，她的头发现在已经灰白了，她是一位好母亲，对家庭的经济收入也有贡献。在大萧条时期，玛莎做糕点卖，马龙觉得非常合适。在马龙的药铺摆脱债务困境后，她继续做糕点生意，甚至给附近几家杂货店供货，她的三明治包装精美，包装带上印着她的名字。由此她赚了不少钱，给孩子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她甚至买了可口可乐的一些股票。马龙觉得这有些过分，他害怕人们会说他没有给家庭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这触犯了他的自尊。所以有一件事他是绝不答应的：那就是他不会去给商家送货，也不允许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去送货。他让妻子开车去客户那里，然后让用人从车上搬运糕点和三明治。马龙家的用人都是那些年纪轻轻或者很老的人，他们的工资相对别人就低一些。马龙一直无法理解妻子身上发生的变化。当初和他结婚的女孩子，她是一个穿着薄纱裙子的纤弱女孩，有一次一只老鼠从她鞋子上爬过去，她当场吓昏了。现在，怎么她就变成一个灰白头发的家庭主妇？还有自己的生意，还买了可口可乐的股票？这让马龙觉得不可思议。现在他的家庭生活是被一种奇特的真空环境所包围——一天到晚谈论的都是高中舞会，汤米的小提琴音乐会，还有七层的结婚蛋糕——天天围绕着他的日常活动也像落叶一样在旋涡里转个不停，而他自己好像局外人一样对这些都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