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第2/5页）

我在楼顶，拉扎鲁斯先生鸡笼的背后，设了一个瞭望哨，从那里可以把其他屋顶尽收眼底，甚至可以窥看英国军营。我通常站在那里，藏在水罐当中，暗中观看他们的晚间点名，把详细情况记在笔记本上，然后我用狙击手步枪瞄准他们，来一通不费吹灰之力的准确扫射，将其全面消灭。

我从楼顶的瞭望哨上，还可以看到远方散落在山丘斜坡上的阿拉伯村庄、守望山、橄榄山，再过去便是突兀而现的沙漠，而远处东南方便潜伏着恶意之山，山上是英国最高行政官的官邸。那年夏天，我在制订摧毁它的计划的最终细节，从三个方向展开攻势；我甚至准备好了一份概要，当英国最高行政官被抓获，在我的楼顶瞭望哨对其进行审讯时，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概要上写的东西一一说出。

一次，我从瞭望哨上观察本·胡尔家的窗口，因为我怀疑他被跟踪了，在窗口出现的不是本·胡尔，而是他的姐姐雅德娜。她站在屋子中央，脚尖点地旋转两周，像个舞蹈演员，突然，她解开衣扣，脱掉便装，换上一条裙子。在更换便装与裙子的刹那，她洁白的肌肤上露出几个黑色小块，胳膊下面两块，肚子下面还有一片令人目眩的小岛，但很快这些黑色小块就被她用裙子遮住了。我还没弄清看见了什么，没来得及从瞭望哨退去，甚至没来得及闭上眼睛，裙子如同帘栊落下，把她从脖颈到膝盖遮了起来。我确实应该闭上眼睛，可是一切转瞬即逝。那一刻我在想：“我要死了。”我应该为此而死。

雅德娜有个未婚夫，还有个前未婚夫，据说，还有加利利的一个猎手，还有守望山的一个诗人，还有一个腼腆的崇拜者，他只能伤心地望着她，除了“早上好”、“今天天气不错”之外，没有勇气向她多说什么。在冬天，我把自己写的两首诗送给她看。过了几天，她说：“你要永远写下去。”这些话比多年来我听到的许多话都奇妙，因为我确实一直在写。

那天晚上，我决心鼓起勇气大胆地向她说明，或至少大胆地给她写信，请她原谅，解释说我不是要偷看她，说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不知道雅德娜是不是注意到我就站在楼顶上。也许她根本没有看见我？我祈祷她没看见我，然而又希望她看见了我。

对于在瞭望哨看见的所有邻居、村庄、山丘和高塔，我都了如指掌。在西诺皮斯基兄弟的杂货店内，在诊所排起的长队里，在对面多尔茨用家的凉台上，在施伯莱特报摊面前，人们会站在那里谈论未来希伯来国家的边界。是否包括耶路撒冷？是否包括海法的英国海军基地？是否包括加利利？还有沙漠？有些人希望文明世界里的部队会前来保护我们免遭阿拉伯人的杀戮。（我们对每个民族都有固定的称谓，就像名字和姓氏加在一起：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腐坏的德国、遥远的中国、苏维埃俄国、富饶的美国。沿海有活跃的特拉维夫。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在加利利，在山谷，是以色列劳动者的所在地。阿拉伯人被贴上嗜血成性的标签。即使世界本身也拥有了几个称谓，也要视气氛和环境而定：文明、自由、广大、虚伪。有时人们说：“了解此事然而保持沉默的世界。”有时他们说：“世界不会对此保持沉默的。”）

与此同时，在英国人撤走、希伯来国家终于出现之前，食品杂货商和蔬菜水果零售商都是早晨七点开门，晚上六点宵禁之前关门。邻居们——多尔茨用一家、格里皮尤斯医生、我们自己、本·胡尔及其父母——聚集在布斯泰尔家里，因为他有收音机。我们神情忧郁、默默地站在那里收听耶路撒冷电台的新闻。有时，一阵黑暗过后，我们听起“战斗锡安之音”的地下广播，声音放得很低。有时，我们在新闻之后收听寻人启事，也许他们会突然提到在欧洲遇害的一个亲戚，结果竟存活下来，设法来到了以色列土地，或者至少来到英国人在塞浦路斯建的难民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