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

我小的时候，似乎没有一次孩子出生、阑尾破裂，或任何其他严重的身体状况不是和暴风雪同时发生的。道路会封闭，而且反正不可能把车从积雪下面挖出来，于是不得不套上几匹马，送到镇上的医院去。幸运的是那时还有马——在正常的发展进程中本来已经不用养马了，但是战争和汽油限量供给改变了这一切，至少当时是这样。

所以，当我的体侧疼痛发作时，一定是在夜里十一点左右，也一定正刮着一场暴风雪，而且因为当时我们的马厩里没有马，所以不得不让邻居家的几匹马行动起来，送我去医院。路程不过一英里半，却仍然是一场历险。医生已经在等着了，他准备切除我的阑尾，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

那个时候阑尾切除手术是不是比现在更为常见？我知道现在仍然有这样的手术，而且这很有必要，我甚至知道有一个人因为没有及时接受手术而死去。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不少与我同龄的人必须经历的一种仪式，尽管绝对人数不算多，但不那么令人意外，而且也许也并不那么让人不开心，因为那意味着不用去上学，还给予了你某种身份，暂时使你与众不同，因为你是被死亡之翼拂过的人。而这一切通常都发生在你人生中还能为这种事感到高兴的时候。

于是，我没有了阑尾，在病床上躺了几天，看着医院窗外的雪阴郁地飘过几株常绿植物。我想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父亲将如何支付这样的优待。（我想他卖掉了处理祖父的农场时留下来的一块林地。也许他曾经希望用那块林地捕鸟兽或者制枫糖。或者也许那能让他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怀旧乡愁。）

后来我回去上学了，很长时间都不用上体育课，时间长得超出了必要，让我感到很快活。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妈妈和我单独在厨房的时候，她告诉我说我的阑尾在医院被切除了，正如我所以为的那样，但那不是唯一被切除的东西。医生认为当然有必要拿掉阑尾，但让他担心的主要是一个赘生物。一个像火鸡蛋那么大的肿瘤，妈妈说。

但是别担心，她说，已经过去了。

关于癌症的想法从来没有在我脑袋里出现过，她也从来没有提过。我想，如果是在今天，得知这样的真相后不追问下去，不去探查究竟是不是癌症，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想立刻知道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我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释就是那个词周围笼罩着一团云雾，就像在提到性的时候一样。甚至更糟。性令人恶心，但其中一定有令人满足之处——我们知道的确如此，尽管我们的母亲没有意识到——但是哪怕只是提到癌症这个词你就会想到某种黑暗的正在腐烂的臭不可闻的物体，甚至在把它踢到一边时你都不愿意看它一眼。

因此我既没有问，也没有人告诉我，我只能假设它是良性的或者以高超技艺被切除了，因为我现在还活生生地在这儿。我鲜少想起这件事，在我一生中每当需要说明接受过哪些手术时，我都很自然地只说或写“阑尾手术”。

和妈妈的这次谈话大约是在复活节期间，那时所有的暴风雪和堆积如山的雪堆都消失不见了，小溪涨满了水，冲刷着能够冲刷的一切，肆无忌惮的夏天正朝我们逼近。这里的气候从不拖延，也从不慈悲。

在六月上旬炎热的天气里我放假了，因为我的成绩很好，不用参加期末考试。我看上去状态不错，在家里做家务，和平常一样读书，没有人知道我有任何问题。

现在我必须描述一下我和妹妹卧室里的布置。卧室很小，放不下两张并排的单人床，解决办法就是放一架双层床，有梯子可以让睡在上铺的人爬上去。那个人就是我。我年纪更小的时候喜欢逗弄人，会掀起薄薄床垫的一角，吓唬躺在下铺束手无策的妹妹说要往她身上吐口水。当然妹妹——她叫凯瑟琳——并不是真的束手无策。她可以躲在被单下面，但我的游戏就是一直留神注视，等到她因为憋闷或者好奇而忍不住伸出头来的时候，往她露出来的脸上吐口水，或者像模像样地假装吐口水，激怒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