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莉

那年秋天我们谈到了死亡。我们的死亡。那时富兰克林八十三岁，我七十一岁，我们自然为葬礼（我们决定不办）和在已经买好的一块地上的安葬（立即下葬）做了安排。我们决定不火化，这种做法在我们的朋友中间非常流行。没被安排的只剩下实际的死亡，那交由天意决定。

一天，在离住处不远的乡下开车转悠时，我们发现了一条以前不知道的路。那里的树——枫树、橡树和其他的树——非常高大，但都是次生林，说明那一片地曾经被开发过。一度是农场和牧场，曾经盖过房子和牲口棚。但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路没有铺柏油，但并非没有人走。看上去似乎每天都有几辆车经过。也许有卡车把这条路当作捷径。

这很重要，富兰克林说。我们绝不想躺在那里一两天，乃至一个星期，都不被发现。我们也不想留下一辆空车，而警察不得不徒步穿过树林，寻找可能被郊狼侵吞后残留的骸骨。

而且，那一天不能太阴沉。没有雨也没有初冬的雪。树叶已经开始变色，但还没有落下来很多。一切涂上了金黄色，就像那天一样。但也许不应该有阳光，否则金色的阳光和迷人的天气会让我们感到自己像破坏者。

关于遗言我们有不同的想法。也就是说，关于我们是否应该留下遗言。我认为应该给人们一个解释。他们应该被告知不存在不治之症的问题，不存在阻碍我们正常生活的侵袭的病痛。他们应该得到保证，这是一个清醒的，也许几乎可以称为轻松的决定。

在最合适的时间离开。

不。我收回。那太轻率。是一种侮辱。

富兰克林认为任何解释都是一种侮辱。不是对别人，而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我们属于自己，属于对方，任何解释都让他觉得是假意哭诉。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仍然倾向于反对。

正是这个事实——我们意见不一致这个事实——似乎让他不再考虑这种可能性。

他说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他没关系，但我太年轻了。等我七十五岁时我们可以再讨论。

我说唯一让我不安——有一点不安——的是，这意味着我们假定生活中不会再发生任何事。不会再发生重要的事情，不用再应对任何事情。

他说我们刚刚还争吵过，我还想要什么呢？

争得太有礼有节了，我说。

我从不觉得自己比富兰克林年轻，也许除了谈论战争的时候，我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现在我们很少谈到这个话题。首先，他比我更常做剧烈运动。他曾经是马厩管理员，我指的是那种寄养用来骑乘的马而非赛马的马厩。他仍然每星期去马厩两到三次，骑自己的马，和负责人聊天，那个人偶尔会问问他的建议。尽管大多数时候，他说，他尽量不参与意见。

实际上他是个诗人。他是个真正的诗人也是个真正的驯马师。他在好几所大学里教过一学期的课程，但这些大学都不会太远，这样他可以和马厩保持联系。他承认朗诵过几次作品，但那种情况非常难得，他说。他不强调诗人的工作。有时候我因为这种态度而感到气恼，我称之为他的谦卑人格，但我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当你为马忙碌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你在忙碌，但是当你忙着写诗的时候，你看上去好像无所事事，而你不得不解释自己正在做什么时就会感到有点奇怪和尴尬。

另一个问题也许是，虽然他为人含蓄严谨，他最有名的诗却是这里——也就是他长大的地方的人们习惯称为原生态的诗。非常原生态，我曾经听他自己这么说，不是表示歉意，也许只是告诫某人不要去读。他能感知那些他知道可能会因为某些东西而感到不适的人的情感，虽然总的来说他强烈拥护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