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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什么。”

他另一个电话响了，他问我还有没有别的事。我正要说没有，却又想起打开头就该想到的问题。“明信片。”我说。

“明信片怎么了？”

“另一面是什么？”

“另一面？”

“她寄的是风景明信片对不对？翻个面，我想知道另一面是什么。”

“我瞧瞧。是格兰特将军墓，这解决了你的疑问吗，斯卡德？”

我没理会他讽刺的语气。“这是纽约那张，”我说，“我对迈阿密那张比较有兴趣。”

“是家旅馆。”

“什么旅馆？”

“哦，天哪，我根本没想到这点。也许暗藏了什么玄机，对不对？”

“什么旅馆，汉尼福德先生？”

“伊甸石。这是重要线索吧？”

不是。

我找到伊甸石的经理，告诉他我是纽约警方，正在调查一件诈欺案。我要他翻出1970年9月所有的住宿登记卡。我电话在线等了半个小时；他在那头翻出卡片，一张张查对有没有姓汉尼福德或科特雷尔的人登记住宿。空等一场。

我不很惊讶。科特雷尔不一定是带她到迈阿密的男人。而就算他是，那也不表示他非得在登记卡上签下真名。如果他签真名，事情就好办多了；但截至目前，有关温迪的事情——不管是关于她的生还是死——没一件好办。我不可能奢望现在突然事事顺心。

我又倒杯酒，决定今天要放假一天。我好胜心切，想把沙漠里所有的沙子统统过滤。没必要嘛，因为我在找的答案，跟我顾客问的问题八竿子都打不着。理查德·范德普尔是谁并不重要，他为什么在温迪身上画红线也没人想知道。汉尼福德想要的只是温迪死前不久的一点生活轨迹。杰拉德·塔尔太太，前玛西亚·梅塞尔小姐，明天就可以提供正确答案。

所以在那之前我大可闲散度日。看看报，喝喝酒，闷在房里快得自闭症时，不妨一路踱到阿姆斯特朗酒吧。

只是，我办不到。那杯酒我慢慢喝了将近半个小时，喝完后我清洗杯子，穿上外套，搭A线地铁前往市中心。

要是选个非周末的下午闯进同性恋酒吧，你会纳闷这些店为何名不副实。到了晚上，一大堆人又喝又闹，你勾我搭，空气里才开始弥漫着同性恋者乐陶陶的气氛。这气氛也许有点勉强，你也许可以感觉到一股压抑得不太成功的绝望暗流，但用快乐形容大抵还是不差。不过找个星期四下午三四点的时候跑去，这种地方就只剩无处可去的几只小猫在那儿纯喝酒；还有个酒保，拉得老长的脸告诉你他知道世风日下，他晓得事情不可能好转。

我一家家登门拜访。银行街一个地下室俱乐部，有个白发长长、八字胡像打过蜡的男人独自一人在玩滚球机，啤酒摆一边都走了味。西十街一个大房间，装潢和气氛面向的顾客群是大学球员和球迷，地板上有锯木屑，砖墙挂着写上希腊字母的旗子。算一算，贝休恩街194号方圆四个路口以内总共有半打同性恋酒吧。

很多人瞪眼看我。我是警察吗？或是潜在的性伴侣？或者两者皆是？

我有报上剪来的理奇照片，谁愿意看我就拿给谁看。几乎每个人都认出是谁，因为他们都在报上看过。命案才发生不久，又是在这附近，而且病态的好奇也不是异性恋者的专利。总之他们大多都认出照片，而且不少人表示在这附近看过他，但没有人记得他来过酒吧。

“当然我也不是那么常来这里，”我听了不止一个人说，“只是偶尔喉咙发痒时，过来喝杯啤酒。”

在一个叫辛西亚的酒吧，酒保认出了我。他很夸张地做了个要信不信的惊诧样。“我没看走眼吧？来人真的是独一无二的马修·斯卡德吗？”

“嗨，肯恩。”

“你老兄该不会是终于转向了吧，马修？听说你离开条子窝时我就已经吓得够呛了。要是马修·斯卡德真的想通了，觉得当个同性恋者也挺好的，那我可是真要晕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