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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遗憾,爸爸,”斯隆说,“有趣的是,哈里·帕特里奇不是美国人。他是加拿大人。而且,你将有一阵子见不到他。今天开始,他要休长假了。”然后,他好奇地问道:“我们中有谁不让你感到自豪?”

“其他所有人。几乎你们所有做电视新闻的人都在诋毁一切,特别是自己的政府,与政府对抗,总是想方设法让总统显得卑微。没有人再感到自豪。你难道不觉得讨厌吗?”

斯隆没有回答,杰茜卡低声对他说:“你父亲回答了你的问题,现在你也应该回答他的。”

“爸爸,”斯隆说道,“你和我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不会意见一致的。你所说的‘诋毁一切’,在我们新闻界是正当的质询,公众有权利知情。这已经成为新闻报道的一项功能,就是挑战政治家和官僚,质疑我们被告知的一切——包括好的事情。事实上,政府会撒谎和欺骗,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一旦执政,都是如此。”

“我们确实在挖掘新闻的时候会很尖锐,我承认偶尔会有些过火。但正因为我们这么做,才使得许多谎言和掩饰被曝光,如果放在过去,那些执政者会就此逃避惩罚。正是由于电视界倡导了尖锐的新闻报道,才使我们的社会一点点变好,变清明,国家运行的机制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至于总统,爸爸,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显得卑微的话——大部分都会,那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的确,我们有时会推动这个过程,这是因为我们是怀疑论者,甚至是愤世嫉俗者,经常不相信总统给的所谓‘安慰糖浆’。也正是上层的欺诈,所有的上层阶级,让我们不得不这样工作。”

“我希望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全民的,而不是某一党派。”尼基说。他若有所思地接着说:“如果国父们让华盛顿做国王,而让富兰克林或者杰斐逊做总统难道不更好吗?那样,华盛顿的子孙们就会成为国王和女王,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国家元首让我们自豪,还有一个总统接受责备,就像英国首相一样。”

“我们国家巨大的损失,尼基,”他的父亲说道,“就是你没能在制宪会议上提出这个观点。就算华盛顿的孩子是领养的,那也要比之后发生的事情更加明智。”

大家都笑了起来,接着安格斯严肃地说:“战时的报道——尼基,对你来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现在的大不相同。我们感觉那些写报道的人和电台播音的人总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现在已不再是这样了。”

“只是在不同时代发生的不同战争而已,”克劳福德说道,“就像采集新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新闻的概念也改变了。许多人已不再依赖‘我的国家是对还是错’。”

安格斯抱怨道:“我没想到我的孩子会这样说。”

斯隆耸耸肩:“好吧,你现在听到了。新闻界那些致力于真理的人想要确定我们的国家是对的,而不是被执政者蒙骗。我们所做的在你看来,就只有问一些尖锐深入的问题。”

“难道你不认为你们对于‘二战’的提问很尖锐吗?”

“那还不够。”斯隆回答。他停顿了一下,犹豫着要不要深入下去,在做出肯定的决定后,他接着说:“那时你参加过对施韦因富特的B–17轰炸机首次空袭行动吧?”

“是的。”安格斯接着对尼古拉斯说,“那是在德国中部,尼基。那时,那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克劳福德无情地继续:“你曾经跟我说空袭施韦因富特的目的是摧毁滚珠轴承工厂,那些执行轰炸任务的人认为缺少了滚珠轴承,德国就会停止战争。”

安格斯慢慢点点头,知道儿子要说什么:“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