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扎着辫子的老太婆和美丽的姑娘

亚历山大·拉斯柯维奇，军人、企业家，移民，二十一～三十岁

死亡如爱情

童年时，我家院子里有一棵老枫树。我经常会和这棵树说话，树就是我的朋友。爷爷死的时候，我哭了一整天。当时我只有五岁，就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了，就知道人人都会死。一种恐惧抓住了我：要是所有人都会先我而死，那不就只剩我独自一人了？我感到无比孤独，妈妈很心疼我，爸爸就走过来对我说：“擦掉眼泪。你是个男子汉。男儿有泪不轻弹。”也有我不知道的：我到底是谁？我从来不喜欢当男孩，不喜欢玩打仗游戏。也从没有人找我去玩，所有人都不带我玩……妈妈那时候是想生个女孩的，而爸爸一直想让她堕胎。

我第一次想上吊，是在七岁那年，就因为一个瓷盆子。妈妈在盆子里煮果酱，然后把它放在凳子上。我和哥哥跟猫儿穆思卡玩，那只猫像幽灵一样飞快地越过了盆子，我们却撞了上去……妈妈那时候很年轻，爸爸去参加军事演习了。地板上是一摊果酱……妈妈开始大骂当军官老婆的倒霉命运，说不得不住在这么遥远的萨哈林。萨哈林的冬天，积雪有十米厚，夏天只有一种叫牛蒡草的植物陪伴她。妈妈挥舞着爸爸的军官皮带赶我们出去。“妈妈，外面在下雨，谷仓里的蚂蚁都会咬人。”“滚出去！滚出去！马上滚！”哥哥跑到邻居家躲起来，而我认真地做出了决定，上吊自杀。我进了谷仓，从篮筐里找到一根绳子。第二天早上他们进来，就会看到我吊在那里了：瞧吧，坏蛋们，给你们看看！就在这时候，猫儿穆思卡从门外挤进来。喵喵……我的宝贝穆思卡！你是来可怜我了。我拥抱它，紧紧依偎在一起。我们俩相伴着直到早晨。

爸爸……他算是什么爸爸？就知道看报纸和吸烟。他是一个航空团的政治副团长。我们跟着他从一个军营转移到另一个，住在军官宿舍里。那是长长的一排红砖营房，千篇一律。每个军人身上都散发着皮鞋油和“西普”牌廉价花露水的味道。我总在爸爸身上闻到它。爸爸转业回来那年我八岁，哥哥九岁。武装带唰唰响，大皮靴咔咔响。这一刻，如果我们能化为无形，从他的眼前消失就好了！爸爸从书架上取下波列伏依[1]的《真正的人》。在我们家里这就是“我们的教父”。“后来发生了什么？”他从哥哥开始问。“嗯，这架飞机掉下去了。但是阿列克谢·梅列西耶夫爬了出来，他受伤了。靠吃刺猬维生，躺在沟里……”“沟？什么沟？”我提醒哥哥：“一个五吨重的炸弹炸出的弹坑。”“说的什么啊？这是昨天那段。”我们都被爸爸严厉的声音吓得一哆嗦。“今天呢，就是说，你们今天没有读？”接下来的画面就是：我们围着桌子跑，就像马戏团的小丑——一个大的，两个小的。我们脱下裤子，爸爸用皮带抽我们。（停顿）毕竟我们所有人都是受电影教育长大的，对不对？图像中的世界……我们不是在书本中，而是在电影和音乐中长大的。爸爸带回来的那些书至今还会引起我的过敏反应。每当我在别人家的书架上看到《真正的人》和《青年近卫军》一类书，我就会体温上升。唉！爸爸就希望把我们扔到坦克下面去，就想着我们快快长大成人，申请加入红军去打仗。没有战争的世界对爸爸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需要英雄！只有在战争中才有英雄，如果我们兄弟俩中有一个人像阿列克谢·梅列西耶夫那样断了两条腿，爸爸会感到很幸福，他就没有白白活一生……生命就有了成就感！他就是这样的人……我想如果我违背了誓言，在战斗中动摇的话，他会亲自枪毙我的。像达拉斯·布尔巴[2]一样！“你的命是我给的，我也能拿走。”爸爸一直有一种不属于人类的想法，盲目爱国，爱国没商量！在我的整个童年，爸爸都教育我活着是为了保家卫国，但无论他怎么说，都无法把我的思想调整到战争上面，调整到像条狗一样去用自己的身体堵塞一个大坝的缺口，或用肚子去滚雷区。我不喜欢死亡……我本来也像所有人一样踩死瓢虫——萨哈林夏天的瓢虫就像沙子一样多，直到有一次我害怕了：我对这么小的红色尸体做了什么？穆思卡早产生下几只小猫，我给它们喂水，精心照顾它们。妈妈凑过来：“它们怎么了，是死了吗？”她说完这句话后，它们竟然真的死掉了。我一滴眼泪都没掉！“男儿有泪不轻弹。”爸爸给了我们每人一顶军帽，每到周末就放军歌唱片。哥哥和我就得坐下来听，他的脸颊上滑落下“不轻弹的男儿泪”。每次爸爸喝醉了，都会给我们讲同一个故事：英雄被敌人包围了，打到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把这颗子弹射向自己的心脏。此时父亲总是像电影上一样倒下去，一条腿挂在凳子上，然后也掉了下来。这很可笑。但是父亲清醒时总是很生气：“英雄牺牲的时候有什么好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