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一面小红旗和斧头的微笑

安娜·М-я，建筑师，五十九岁

母亲：

……我不能够再……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尖叫声。谁在尖叫？我不知道。是我自己，还是邻居在尖叫？她在楼梯上闻到了瓦斯气味，打电话叫警察。（她起身走向窗边）秋天，不久前还是一片黄澄澄，现在由于下雨，全部黑了下来。即使在白天，光亮也在很遥远的地方。从早上起，天色就是昏暗的。我打开了家里所有的灯，全天都开着，还是觉得不够亮……（她又回来，坐在我对面）起初我梦见我已经死了。我童年时，就很多次看到有人死去，后来我忘了这些……（擦眼泪）不明白我为什么哭？我自己全都知道，我知道自己生命中的一切……在梦中，有很多很多鸟在我头顶上盘旋，撞击着窗户。我醒来的时候，感觉好像有人在我的头旁边。有人站在那里。我想转身看看是谁，却有些害怕，有一种预感：不应该转头去看。不能看！（沉默）我在想另一件事，关心着另一件事……不是马上考虑这个……你问我的童年……（她用双手捂住脸）我现在还可以感觉到……感觉到妈妈和继母的香甜味道。我看到了高山，木头搭起来的瞭望台，上面有士兵，他们冬天穿着羊皮大衣，春季穿着军大衣。还有铁床，很多铁床摆在一起，一张挨一张……我以前觉得，如果我对什么人说出这些，我就会想离开这个人，从此再也不要见他。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深深地、深深地隐藏起来的……我从来没一个人生活过，我曾经在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住过——它叫卡尔拉格，之后又被流放。我住过孤儿院，住过宿舍，住过公共房……周围总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身体，其他的眼睛。我四十岁才有了自己的房子。上级分给了我和丈夫一间两居室公寓，那会儿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还是像住集体宿舍时一样，习惯性地往邻居家跑，借面包，借盐，借火柴，所以周围的人都讨厌我。我从来没有独自生活过，无法习惯。我还总是盼望有人来信。期待收信，收信！现在我还在等待……就是此刻我也在等待……一位女友去以色列投奔女儿了，她写信给我问道：“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社会主义之后的生活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你走在熟悉的大街上：法国商店、德国商店、波兰商店，所有名字都是外语的。外国袜子、外国毛衣、外国靴子、外国饼干和香肠……到处都找不到我们的苏联产品。我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全都是：生存就是斗争，强者战胜弱者，这是自然规律。我们必须长出利角和铁蹄，穿上盔甲，弱者无人需要。到处都要有强壮的肘臂，肘臂，肘臂。它叫法西斯主义，是卍！我感到震惊，感到绝望！这些都不是我的，不是我要的！（沉默）要是有人在我身边，有什么人……我丈夫？他已经离开我了。我很爱他……（突然笑了）我和他是在春天结婚的，当时樱花盛开，丁香满园。他也是在春天走的。但他还常常回来……在梦中回来看我，他不断在说着什么，但一切都是不可原谅的了……而在白天，我沉寂得就像聋子和瞎子。我与往事的关系，就如同与一个人的关系，如同与活人的关系……我还记得《新世界》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所有人都读过，全都受到震撼！这么多的对话！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此这么感兴趣、这样惊奇？对我来说，他写的都是我熟悉的、完全正常的事情：囚犯、劳改营、粪便……还有——禁区。

我的父亲1937年被逮捕，他曾在铁路上工作。妈妈到处奔波，四处解释，证明爸爸是无罪的，抓他是一个错误。这样她就把我忘了，当她想起来时，想弥补时，为时已晚。她喝了各种脏水，又进过热水浴缸。于是，生出了我这个早产儿……但我活了下来。我很多次都大难不死。好多次！不久，我妈妈也被逮捕了，我和她一起被带走，因为不能把孩子独自留在公寓里，我那时只有四个月大。妈妈事先就把两个姐姐送到我姑姑住的村里，但是内务部下达的文件说：必须把孩子送回斯摩棱斯克。在火车站他们直接把我姐姐带走了：“孩子在孤儿院长大，说不定长大还能成为共青团员。”连地址都没给。过了很多很多年，等我们找到她们时，她们都结婚了，已经有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