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孤独的红色元帅和三天就被遗忘的革命

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1923—1991），苏联元帅，苏联英雄（1982），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1984—1988），列宁奖章获得者（1980），自1990年起担任苏联总统军事顾问。

红场实地采访（1991年12月）

——我当时是个女大学生……一切发生得那么快，三天后革命就结束了。电视新闻报道：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被捕，内政部长普戈自杀，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自缢。我们家里对此讨论了很久。记得爸爸说过：“这些人是战争罪犯。他们应该遭到德国的赫斯和施佩尔将军的命运。”所有人都等待“纽伦堡审判”……

——我们那时还年轻……革命了！当人们走上街头抵抗坦克时，我开始为自己的国家骄傲。之前在维尔纽斯、里加和第比利斯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维尔纽斯，立陶宛人保护自己的电视中心，我们都从电视上看到了，而我们是什么，是白痴吗？早先哪儿都不会去，只会坐在厨房里愤怒的人们，现在走上了街头，他们终于走出去了……我和好朋友带着雨伞，既是为了挡雨，也是为了打架。（笑）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时，我很为他自豪，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的总统！我的！真正的总统！那里有很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我们都是读《星火》杂志上维塔利·科罗季奇的文章，还有《六十年代》杂志成长起来的。形势在朝着军事镇压发展……扩音器中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用请求的口吻喊道：“姑娘们请走开。他们将会开枪，将会有很多尸体。”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把怀孕的妻子送回家了，她哭着说：“那你为什么留下来？”“我必须这么做。”

我错过了很重要的时刻。这一天是如何开始的？那天早上我是被妈妈的哭声惊醒的。妈妈问爸爸：“这个紧急状态是怎么回事啊？你觉得他们会对戈尔巴乔夫做什么？”外婆从电视前跑到厨房听广播：“谁都没有被捕吗？没有开枪吗？”外婆生于1922年，她一辈子看够了杀人、被杀和抓人捕人。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外婆不在了以后，妈妈才给我讲述家庭的秘密，幕布这才揭开……1956年，他们把外公从劳改营释放，带回来交给外婆和妈妈时，他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他是从哈萨克斯坦劳改营出来的，有人陪同他回家，他病得很严重。她们都不敢承认这是父亲、这是丈夫，因为害怕……她们对外只说，他只是个远亲，和我们家没什么关系。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后，她们把外公送到医院。在那里，他上吊自杀了。得知这些家史后，我需要……现在我需要的是在这些往事的伴随下生活下去，带着这些知识生活下去，我必须理解这些……（重复）要和这些历史一起活下去。我们的外婆最害怕出现新的斯大林和战争，她一生都在为应付逮捕和饥荒做准备。她在窗台上摆上盒子，在里面种大葱；她总是熬一大锅白菜，买很多糖和油储备起来。我们的阁楼上堆满了货品和粮食。她总是教训我：“你别说话！闭上嘴巴！”我在中学从来不说话，在大学也不说话……我就这样长大的，在这样的人群中。我们没有理由喜欢苏维埃政权。我们全家都拥护叶利钦。可是我女友的妈妈不放她离开家门：“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你难道不知道一切都会变成原样吗？”我们在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学习。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他们中许多人学习，只是带着这样的认识：苏联是巴拉莱卡琴和原子弹的国家。我们却为此感到难堪。我们还想生活在另一个国家呢……

——我那时在工厂当技师……我是在沃罗涅日州得知政变的，我去那儿看望姑姑。那里的人们都声嘶力竭地大声歌颂伟大的俄罗斯，丰盛的疆土。人人都是乔装的爱国者，都坐在电视旁边，每天看动画片。驶离莫斯科五十公里开外，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些房子，看到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看到他们那里过节日是如何一醉方休……村里几乎没有男人，都死掉了。就是往死里喝，人的意识都降到了畜生的层面，就是喝到死。只要没有倒下就一直喝。能够点燃的东西他们都喝：从蔬菜洗洁剂到汽油。喝完酒就打架。每家都有人进过监狱，或者正在蹲监狱。警察根本不管。女人也什么都不问，就知道闷头在菜园子里挖地。如果还有几个不喝酒的男人，那也早已经去莫斯科找工作了。（我开车去的那个村庄）只剩一个农民，他三次被人放了“红公鸡”[1]，直到下了地狱！眼红！自然的嫉妒、生理上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