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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揩抹厨房瓷砖和保持木质地板锃光瓦亮之外，格拉汉姆小姐家的活儿并不重。女诗人索然独居，把自己的时间和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以适应艺术家繁重的职业要求。作为一位诗人，她当然不能顾及其他。婚姻、子女——这一切都让位给了伟大的苦吟，而她的家也成了献给她斟词酌句的事业（以及她先父慷慨的遗嘱）的贡品。房间中的色彩、家具和规定，全是根据灵感的价值来作出选择的。她不赞成某件摆设时，就喜欢说：“有那玩意儿在这屋里，我可一行诗也写不出来。”那玩意儿可能是一只花瓶、管道工新拖进来的一个盥洗室的新脸盆、一株新的栽培植物，甚至是圣约翰学校三年级学生为了感谢她在节日集会上为他们做的感人朗诵而送来的圣诞节花环。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下午三点到四点一刻，是她的写作时间。晚上则经常用来同当地的诗人、画家、音乐家和小说家聚会与讨论。在这种场合，他们对其他艺术家进行褒贬，对市场则既轻视又好奇。在这伙人中间，麦克尔－玛丽·格拉汉姆俨然是一位女王，因为早在一九三八年她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叫作《我的灵魂的四季》，之后在一九四一年又出了第二部，叫作《远岸》。不仅如此，她的诗作还在至少二十家小型文学杂志、两家纸张精美的通俗杂志、六家大学学报和数不清的报纸周日副刊上刊载过。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八年之间，她还曾九次获得年度诗人奖，并最终以众所垂涎的桂冠诗人荣誉登顶。在颁奖仪式上，圣约翰高中的集体朗诵社团演出了她最有名的作品《警句》。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鼓励她的出版人出版她的那部暂定名为《远岸》的诗文全集。不过，她自己并不怀疑这些出版人总有一天会找上门来的。

格拉汉姆小姐初次见到科林西安丝时，并没有什么深刻印象。首先，这位预期的雇工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十分钟，而麦克尔－玛丽的作息时间表是分秒不差的，这时却要让她被迫穿着印花睡袍来开门。继这一失误之后，这女工那娇小的身材也使她不快。显然，这样一个女工是不能胜任挂帷幕、放雨窗或任何连续不断的繁重的洗刷工作的。但是当麦克尔－玛丽得知了这女人的姓名之后，她让“科林西安丝·戴德”这个声音迷住了，当场就雇用了她。正如她事后告诉朋友的，她的诗人的敏感压倒了她的良好判断。

这一对女主人和使女相处十分融洽，科林西安丝工作了半年之后，麦克尔－玛丽建议她学学打字。于是，科林西安丝简直就要当上“听写员”了。

在格拉汉姆小姐鼓励科林西安丝打字以便可以对她女主人的写作加以协助之后不久，有一个黑种男人在汽车上坐到了科林西安丝的身旁。她根本就没注意他，只看到他衣着破旧，老气横秋。可是很快她就意识到他在盯着她瞧。她斜眼瞟了他一眼，想证实一下，却遇到了他的容光焕发的微笑。科林西安丝赶紧扭回头，直到他下车再也没改变姿势。

第二天他又坐在了身旁。她也再次表示了不屑一顾。这一周的其余几天，他再没盯着她看。但是第二周的星期一，他故态复萌，又不停地看着她，脸上的表情让人没法只报之一瞥。就这样，两人偶尔目光接触持续了一月之久。科林西安丝觉得，她有点怕他，因为在他的举止中暗含着期待，一种满怀信心又确定无疑的期待。后来，一天早晨，他在行将下车之前，在她身旁的座位上丢下一个白信封。她一直没去动那信封，但到临下车拉铃时，实在憋不住，就尽量诡秘地一把抄起攥在手里。

站在炉灶跟前，等着给麦克尔－玛丽的牛奶撇去表面的油脂的时候，她打开了信封，抽出了一张绿色的折叠卡片。封皮上，在印有蓝黄相间的花束上方，突起了组成“友谊”这个词的几个字母，打开一看，这个词又重复出现在四行诗的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