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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午餐端上来之后，他们就一同围桌而坐，巴雷坐在一端，列斯丹诺夫则坐在另一端。桌上放着乔治亚的白酒，每个人都使出他们最好的英文，谈着“如果真理阻碍了伟人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话，它还算不算是真理”、“我们应不应该恢复祖先的精神价值观”、“开放政策到底对一般人有无任何正面的影响力”、“如果你要知道苏联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新西伯利亚寄一个冰箱到列宁格勒去”等等的话题。

克莱福又插话进来了，这让我心里很不高兴。他像是一个无聊透顶的人，居然要巴雷说出每个人的名字。巴雷用手掌拍了一下前额，显然已忘了克莱福对他的不友善。“名字！克莱福，噢！上帝啊！有一个男子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教授，但我从没问过他的名字。另一位是个化学药品的采购商，他们都叫他药剂师，是列斯丹诺夫同父异母的兄弟。有一个人是苏联科学院的人，但我并没问他的名字，更不用说是他的观点了。”

“有没有女士和你们同席？”奈德问道。

“有两位，但是没有卡佳。”巴雷说道。奈德和我都对他的反应敏捷非常惊讶。

“但那儿另外还有人，对不对？”奈德暗示着说。

巴雷慢慢地将身子往后仰，喝着酒，然后又弯了回来，将杯子置于两膝之间，弯腰盖着它，他的脸向下，使尽全力在回想着。

“当然，当然，当然，还有别人。”他同意着说，“总是会有的，是不是？”他说话时的神情真让人猜不透。“但不是卡佳，是别人。”

他的语音变了，从哪儿变到哪儿，我就猜不透了。其意思并不明显，但它意味着悔恨及自我的呵责。我跟大家都在等待着。我想我们都已经感觉到，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就要出现了。

“是一位留着稀疏胡子的年轻男子。”巴雷继续说着，眼睛也望着幽暗的一角，好像他最后还是走了过来。“他个儿很高，身穿深色西服，打黑色领带。一张脸表情空洞，也许这就是他留胡子的原因吧！他的袖子太短。黑头发。喝醉了。”

“他叫什么？”奈德问。

巴雷仍然瞪着那处幽暗的地方，那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得透的地方。

“歌德。”他终于脱口而出，“就像那位诗人歌德。他们都叫他歌德——来见过我们伟大的作家，歌德。他可能已经年过半百，也可能还不到十八岁，瘦得像一个孩子。两颊有淡淡的颜色，非常高，留着胡子。”

当奈德事后将这一卷录音带播放给这组人听的时候，录音带里既听不出大家一言不发的沉默，也听不出任何人呼吸的声音，反而是巴雷乘这时大大地打了一个喷嚏。这是他第一次打喷嚏，以后还多着呢！他打喷嚏的时候，先是头一个回合的枪响，接着就加速变成连珠炮，一连串紧接着发作。再之后，噼里啪啦的速度就在他用手帕遮住脸外加一阵发作之后才慢了下来，最终消失。

“真是糟糕的喷嚏！”他带着歉意解释着。

“我是很聪明的。”巴雷又接着说，“一点也错不了。”

他重新把杯子灌满，只不过这一次是水，不是酒。他慢慢地一点一点喝着，动作中带着旋律，宛如电视还没普及以前，英国每一家幽暗酒吧的吧台上都会摆放的那种喝水的塑料鸟儿。

“好好先生，那就是我。是舞台上表演的能手。来自西方，讲礼节，又很体面。这不就是我去那儿的原因吗？俄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笨到会听我瞎扯的民族。”他的前额又低得要碰到他的杯子了，“那边的事情就是这么回事。你到乡间去散步，最后与一群喝醉了的诗人们辩论自由和责任孰者为重。之后，你去脏兮兮的公共厕所小解时，有人在隔壁侧身问你人死之后是否还有来生。只因你是西方人，所以你就应该知道。你告诉他们，他们也就记下了。事情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