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我的故乡（第2/25页）

刚到台湾那几年，你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几十万军队突然挤上那个孤岛，当官的靠一口美国面粉养活着，当兵的足足三年没吃圆过一回肚子。北方人在那儿水土不服，个个一身脓包水泡。想家呀，想老婆孩子呀，真是离恨千端，别愁万种，光我们一个师部，自杀的，两个，疯的，一个。我同屋的张大全，沈阳人，把手榴弹捆在肚子上寻了短见，留下几行绝命诗，当官的缴去不准大家看。其实当官的也想家，钱师长就整天盼着叫着想打回去，巴望着美国人能帮着打回去。他家客厅里高挂着古诗条幅：“愿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土”。耿耿于怀，吟咏起来，声泪俱下。而我们这些当兵的呢，想的就简单得多——只要能回去就行，别管是打回去，跑回去，还是投降回去。

我在军队整整干了十三年。从教书匠沦为火头军，斯文扫地，已全然顾念不得。我从三等兵一直干到上士，上士又分三等，我干到最高一等。到了1960年，我们这些胡子兵退了伍。那阵子，成群的外国人拥进来开工厂、办商店、设银行，把台湾搞得热闹起来了。我进了中山北路一家名叫樱楼的餐馆工作。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日本东家，老板叫浅沼，对我不错。敏芳，我想你一定不会怪我竟然愿意给日本人做事吧。杀父之仇，刻骨铭心，自然不敢一朝忘却，但是，和咱们同文同种的一个大国，总不会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吧？咱们和日本的仇，是和那些想叫咱们亡国灭种的疯子们的仇，用不着和善良的东洋百姓过不去。世界本来是挺安静的，就是让那些疯子们搞得疯狂了。

浅沼先生的性子有时有点暴躁，但很重义气。他知道我的身世后，拍桌子大骂过那些绑架我的警察们。我们在一起共事好几年，彼此以诚相待。日本和台湾断交后，大批日本商人纷纷东渡回国去了，他也把樱楼托付给我，带着太太走了。到了1970年，索性把这家餐馆送给了我，不过那时候樱楼已经为他挣够了钱，从里到外都老朽了。

我就这样安身立命许多年，倒也顾全了温饱，就是总想你们。

我也养了一只鸽子，做为一种向往，或者说是一种凭吊……那鸽子也是灰色的，灰色中带着点青靛，它的咕咕叫声和小成的那只灰鸽尤其相似，听了令人神往。它喜欢转动着灵巧的脖子东张西望，也常用滚圆的眼睛出神地看我，我们经常这样久久对视，我看出它是想和我说话，只是说不出声来。啊，那简直就是小成的化身。它陪着我，度过了那么久那么久的日子，那些日子里给我帮助最大的，除了浅沼先生，就是它。

不，我并不是因为从浅沼先生那里得了糊口延命的饭碗而感激他，为了樱楼的兴隆，我毕竟付出了无愧的劳动。我要感激的，是浅沼先生在我命运的转折中所起的作用。我现在能够躺在被二勇认真晒过的又厚又暄的褥子上，在这弥漫着丁香花醉人气息的夜晚，与你，我的红颜薄命的亡妻，幽幽相聚，一叙生前死后，如果这一切在命运中早有伏线的话，那么浅沼先生，便是这伏线的一端。

那时候浅沼先生已经开始和大陆做生意，我就托他寻访你和小成的下落。二十年中，你给我托了无数次梦，说你和孩子都还健在，只是乱世之中辗转流落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偏僻地方去了，无数次醒来，我都记不清那是个什么地方。

在一个闷热的黄昏，我印象很清楚，天像是要下雨，深灰、混浊。浅沼先生突然来到樱楼，告诉我他在北京寻找你们的经过。我那时都顾不上照例的寒暄，光是木呆呆地盯着他的嘴巴，心里害怕，膝盖直哆嗦，摆手想叫他快说，又想叫他等一等，容我镇定一下再说。那瞬间我脑子里似乎一片空白，又似乎涌出一千个或凶或吉或悲或喜的结局，连那只善解人意的鸽子都察觉出情形不对，惶惶不安地飞到我的手上，尖嘴用力敲打我胸前的纽扣，仿佛在问：“怎么啦，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