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第4/25页）

1984年，韩东从原单位辞职，回到江苏，在南京审计学院任教。工作了8年之后辞职，从此不再上班。算起来，韩东总共当了十年的马列教员。

在学校，韩东担任马列教员，上的是哲学课。韩东自称“对在现有的知识结构范围内，得不到解释的事情还是有兴趣的”，因此他上课非常有意思，从不为难学生，专门讲与考试有关的内容，然后要求学生背诵或者抄写下来。如果还有多余的时间，就讲一些和学习无关的东西，比如飞碟、野人、地球外生命等等。至于学生在课堂上讲话、睡觉，甚至旷课，都不介意。因此，韩东的课非常受学生的欢迎。

1984年底，韩东在南京成立“他们文学社”，开始筹办后来引起广泛影响的《他们》。此前，韩东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与王寅、于坚、丁当、马原、苏童等作家诗人有了联系，消息一经散发，马上得到积极的反馈，大家对创办一份刊物的设想一拍即合，而刊物的名字“他们”则是韩东从美国女作家奥茨的同名小说借用过来的。

在随后的十年中，《他们》以平均每年一本的速度持续出版着（其中1989-1992年没出版），始终在诗歌界保持着巨大影响，是中国先锋诗歌界一座不折不扣的重镇。1986年的“两报大展”中，“他们”以群体参加，与“非非”、“莽汉”等流派一起被公认为“第三代”最有代表性的诗群。

在韩东看来，“他们”这个群体，不是一个流派，只是一个文学沙龙：“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他们’这样一个现象，这到底是个什么现象呢？不是一个写作小组，不是一个功利团体，不是一个有组织的东西，也不是一本刊物，也不是一个诗歌学校，也不是一个文学宗教，……人们会问‘他们’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会使进出其间的人各有所获？你发现它原来就是一个沙龙。而在今天，沙龙的特点是什么？沙龙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提供场所，提供支援，在一个恶劣的文学环境中，提供温暖、相互确认，提供一种抗击打的能力。”（《关于“他们”及其它》）

既然是沙龙，就意味着随时有人进入，有人退出。1995年，《他们》因故停刊，而此前，于坚的退出一直被认为是“他们”的一大事件。关于这里面的“过节”，于坚曾有过一些说法，无非是彼此之间对团体的定位认识有异。然而，外界却盛传于韩两人“反目成仇”。对此，韩东在2006年接受诗人安琪的访谈中进行了澄清：“我和于坚确有一些冲突，但也没有到反目为仇的程度。他仍然是我最喜欢的诗人，我很怀念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时光。也许当年我们过于紧密了，失去了对对方的必要的尊重。因此在一些时候和地方伤害了于坚，或者他感觉受到了伤害，我很抱歉。于坚也会时不时地挖苦我，我们都有点意气用事。问题不在于谁对谁错，而是，我和于坚无论是并肩而行或是打架，都是很珍贵难得的。”

在2008年11月创作的一篇题为《求异存同》的随笔里，韩东回顾了与于坚的相识、相知、分歧以及后来的逐渐理解。文章不长，但内容重要，在这里，我想冒着“文抄公”的危险摘录下来——

一九八六年，我参加了《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于坚和翟永明。翟姐找机会另说。我和老于则在见面以前通信有半年了，因此此次见面是朋友之间的见面。岂止是朋友？我们还自诩为同志或同仁，因此一上来就没有陌生人之间的隔膜，更没有泛泛之交间的虚礼客套。再次印证了一把甚为一致的“文学观”，我和老于便开始了每日没夜的辩论，甚至争吵。求同存异的原则到我们这里变成了求异存同，有无庸置疑的“同”垫底，对“异”的追究便可以大胆进行了。由此衍生出我和老于日后交往的格局和方式，是幸运也是不幸。多年以后，我和老于在网上反目，但在内心深处我还是比较镇定的。因为坚信这个“同”的存在，我们的争执缘于此，也将净化于此。